☉文/木子南

姜景奎坦言，其实并非个人的主动选择，而是印度研究选择了自己。「我是被调剂到东语系的。那时以为外语只有英语，所以收到东语系的录取通知书时，并不知道印地语是什么样的语言。」

姜景奎，现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印度文学文化、印度宗教、南亚区域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工作。2015年，他被印度国家文学院授予阿南德．古马尔斯瓦米院士席位（Ananda Coomaraswamy Fellowship）；2018年，他荣获印地语国际最高成就奖「乔治•格里森奖」（Dr.George Grierson Award）。

作为中国内地第一个印地语博士学位获得者，姜景奎始终坚持对印度的基础研究，并从中体悟中印文化的同与异。玄奘精神是引领他治学的初心，而历经35年的钻研，他更笃信中印两大古老文明友谊空间的长存。

受业于北大名师 八十年代赴印留学

1985年，姜景奎从江苏省沭阳县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迄今，他仍是母校高中唯一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对于为何选择当时颇为冷门的东语系，姜景奎坦言，其实并非个人的主动选择，而是印度研究选择了自己。「我是被调剂到东语系的。那时以为外语只有英语，所以收到东语系的录取通知书时，并不知道印地语是什么样的语言。」

不过，姜景奎坦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因为他格外珍惜到北大的学习机会。据姜景奎回忆，在上世纪80年代的北大东语系，学生很少，名师则不乏。姜景奎因此有许多机会，近距离聆听季羡林、金克木、刘安武等一批学术大家的教诲。「当时老师们的信箱是开放式的，我经常通过帮他们取信送信的方式，找他们聊天，向他们请教。」

姜景奎清楚地记得，自己听到的第一堂玄奘课，正是季羡林先生所授。「找季先生聊天，一定要准备好令他感兴趣的话题，才能让他打开话匣子。」姜景奎就在这样面对面的深谈中，悟出玄奘精神是学习南亚学科应当追随的精神。「我至今还记得季先生的原话是：你们这些孩子学习印度文化，我们当然是你们的老师，但是你们的老师应该是玄奘那样的人物。」

如果说季羡林先生给予姜景奎的启迪是深度与专业，另一位东语系大家金克木先生则令他领略了学术之广博。「金先生亦是诗人，更具浪漫色彩。找他聊天不用准备话题，只要见面，他便自动打开话匣子，而且滔滔不绝。」

刘安武先生是姜景奎的学位论文指导老师，他的教导更为细致周到。「刘先生博闻强记，他对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都很精通，古诗名句随口吟来；他那闭着眼睛背诵《茶花女》片段的情境至今还历历在目。」

正是受益于这些顶尖名师的悉心指点，姜景奎方能在兴趣的基础上，探索与坚守自我的学术道路。

姜景奎笑称学生时代的自己「很傻」，只知埋头苦读，对学习之外的风闻一概不解。不过，这份「傻气」令他的大学成绩位列专业第一，遂因之在1988年被教育部公派留学印度20个月。「在我印象中，当年印度的首都德里比北京更先进，国际化程度更高。」姜景奎仅用两三个月的时间，便适应了印度的语言和生活。见到操着流利印地语的姜景奎，印度人往往难掩惊讶，尤其在获悉他来自北京之后。语言的纽带令姜景奎结识了不少印度朋友，他不断受到邀请，前往印度人家中做客，对印度的好感更加深一层。

在印度留学期间，姜景奎收到的最具分量的邀请，当属来自时任印度总理的拉吉夫．甘地。1988年12月，拉吉夫．甘地应邀访华。在其行前，印度努力营造一种对华友好的氛围。姜景奎与几位在印中国留学生一起，受邀前往总理官邸。「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一国总理如此平易近人，提升了我对印度的好感，也坚定了我深修专业的决心。」

坚持基础研究 相信中印文化有异同

机缘、名师、兴趣、留学经历等多重因素的迭加，令姜景奎在硕士阶段便决定从事对印度的基础研究。他的决定特别受到了导师刘安武的鼓励，不着急、脚踏实地是导师对他学术之路的寄语。「刘安武老师始终认为，中印相互了解和交流非常重要，而中国做这些基础工作的人整体偏少。」

深耕至今，姜景奎的学术研究已成果累累。至2020年9月，他共发表专著6部、译着3部、辞书1部、教材一套（6册）、译审1部、编着20余部及学术论文70余篇，并多次获得国内外各项荣誉奖励。2007年，姜景奎在美国纽约联合国召开的第八届世界印地语大会上获得「国际印地语奖」。会上，他与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邻座。潘基文亲切问他来自中国哪所大学，他则略显俏皮地反问：「你猜？」潘基文脱口而出：「Peking（北大）！」两人遂握手拥抱，以致台下哑然。

对姜景奎而言，他所获得的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学术研究的鼓励，更是国际上对中国学者和北京大学的肯定。「我获得的所有奖项都是被通知的，是被人在大海里捞出来的。当然，我一方面乐见其成，感到高兴和自豪；另一方面也很平静，因为获奖不是我的追求，不会对我做研究有太多影响。」

随着对印度文化研究的逐渐深入，姜景奎愈感中国文化的宽容博大。在他看来，中印文化的相同之处在于「容」。「中国在历史上不断吸纳外来文化，比如我们有翻译印度的传统，包括翻译佛经、印度教经典及印度文学作品等。同样，印度历史上也不断有异质文化融入其中，包括中国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

对于中印文化的主要差异，姜景奎认为在于「入世」与「出世」之别。他表示，中国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释道文化为两翼，更具入世精神，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印度文化宗教性更强，更具出世精神，讲究梵行家居林栖和遁世。

根据姜景奎的观察，中印文化差异的确造成了双方在价值观与世界观层面的不同，加之双方缺乏互相理解，难免造成误判误解。比如，由于中国人的入世精神，强调现实经济发展，并习惯用绝对经济数字比较中印，以致造成对印度的理解偏差。「印度经济虽是中国的五分之一，但考虑到实际购买力和消费力的问题，尤其鉴于印度人的宗教观与生活态度，印度人的幸福指数很高。」

再如，由于中国社会主体不信仰宗教，对印度人的宗教信仰也缺乏了解。今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后，印度人在其信仰的支撑下，会采用喝牛尿、把病毒做成恶魔形象焚烧等方式对抗疫情，但许多中国人则视之为愚昧落后，没能进一步尝试从宗教角度来理解。

姜景奎认为，中国人在二十世纪50、60年代、甚至80、90年代不了解印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当下的二十一世纪20年代，再说印度神秘就不合适了。印度存在同样情况。这不合逻辑，不利发展，需要持续改善。

中印关系并无结构性矛盾

纵然中印之间存在文化差异与理解偏差，姜景奎却坚持认为，中印关系不存在结构性矛盾。他的理由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印相交相合，无法分开。姜景奎指出，印度北部平原的三条大河──印度河、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皆发源于中国的西藏。「共饮一江水决定了中印如连体一般难以分开。」此外，纵观历史，中印相互冲突的时间非常短暂，而相互交流则留下了不少佳话。

第二，中印都要继续向前发展。姜景奎坚信，印度在其人口与经济体量的基础上，势必走发展道路，推进现代化进程，而这与中国的发展理念是一致的，尽管两国在发展方式上各有特色。

第三，中印关系不同于中美关系。中国人民通过勤劳努力，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发展成绩，但却被国际上的反华势力和好事者视为「改变现状者」。美国当前针对中国的一系列打压，无疑是在试图遏制中国发展，不容许中国在国际上有更大的发言权。「中美之间的这种结构性矛盾虽然并非不可调和，但却不易调和，不好调和。与之相比，中印关系则不存在类似矛盾。」

姜景奎对中印关系的信心，也来自他对内地印地语学科变迁的洞察。印度有近60%的人口使用印地语，印地语对中国人了解印度、促进中印友谊非常重要。「二十一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学生在高考第一志愿选择印地语专业，证明了印度与中印关系日益重要。同时，内地教授印地语的高校越来越多。从2000年前的一所大学，增至如今的十六七所。」姜景奎的学生中，有的在高中阶段便立志学习印地语。在他看来，这亦是中国更开放、对世界拥有多元视野的体现。

对于中印这对日益重要的双边关系，姜景奎以为，增进交流、深化理解必不可少。对此，中印双方都有值得提升的空间。「中印的隔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双方都『向西看』的结果。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向西方学习，而印度过去是英国殖民地，也倾向于西方视角，从而导致双方对彼此缺乏认知。」这一隔阂亦是造成中印边境纠纷的重要缘由。英国殖民者在中国清末民初、中央政府孱弱之际，窃取了中国领土；而印度在独立后，却要接管英国殖民者的遗产。

姜景奎表示，中国整体是尊重印度的，但双方在表达与接收层面的确存在一些误区，导致当前印度对中国产生了情绪化的误判。「印度人是非常敏感的民族，历史上屡受侵殖，但又生生不息，造就了自豪与自卑兼具的民族性格。印度一直觉得中国对其不够重视，因此存在相关怨言。其中有我们可改善之处，也有印度需要自省之处。」

姜景奎相信，中印之间发展友好关系的因子始终存在。「中印的友谊存在拓展空间，即便目前困难重重，在不久的将来亦会有转折点。我从不怀疑，两个智慧的古老文明能找到处理问题和解决矛盾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