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善固执的福慧「爸爸妈妈」们

☉文、图/余瑞冬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关保卫与黄绮铢，自2004年创办福慧教育基金会以来，16年如一日资助万里之外中国凉山的贫困孩童。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凉山硬件设备逐渐改善。但福慧的「爸爸妈妈」们还将继续在需要他们的地方做下去，因为「施比受更有福。」

「枫叶之国」加拿大正迎来最美的金秋时节，处处层林尽染。不过，关保卫、黄绮铢和福慧教育基金会的其他成员却不免有些遗憾。受新冠疫情影响，福慧团队在2020年无法似以往一样每年两次赴中国四川凉山州探访受资助的贫困孩童，每年一度在多伦多为筹款举办的福宴也在这一年中断。

凉山是深度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是中国艾滋病、毒品流行较为严重的地区。生活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的关保卫、黄绮铢等一群老友，与万里之外的凉山开始结缘，是16年前的事。

忘不了孤儿姐弟的眼神

身为特许会计师的福慧教育基金会主席关保卫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已加入香港的慈善机构，参与对中国内地贫困地区的捐资助学。

关保卫笃信教育的力量，相信中国的未来有赖于「把我们的下一代教育好」。2004年，他在多伦多与身边朋友成立了福慧教育基金会，希望在中国内地出把力，推动教育慈善事业。最初福慧选择在一些二三线城市的师范学院设立奖学金，支持未来师资培养，其中也包括在四川凉山州的西昌。2006年，他们碰到了从凉山布拖县采访归来的天津日报记者张俊兰，于是第一次知道了，中国还有这么贫困的地方。

在贫困的环境中，当地人的生存环境、居住条件极为恶劣。那里也是毒品流通之地，不少年轻人染毒。注射毒品衍生出艾滋病和为数不少的孤儿。实地踏访后的福慧理事们流下了眼泪。

福慧决定从布拖的学校开始资助开设孤儿班。他们让孩子们住在学校，并提供衣服鞋袜等个人用品，专门为孩子们聘请了生活管理员。第一年共开设了三个孤儿班，命名为「福星班」，意为「福慧之星」。

关保卫说，福慧在凉山资助孩子们的目的，不单是希望他们吃饱穿暖，更希望通过教育去改变他们的习惯和行为，而且当他们能够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产生理想和目标。「我们更一直帮助他们，让他们的梦想成真。」一幅旧照片上，幼时的阿根么此扎和弟弟尔呷蹲在土坯墙下，眉头紧锁。福慧团队在2006年第一次见到这姐弟俩时，他们的爸爸已在一年前自杀，妈妈改嫁。他们两人跟着年迈的爷爷生活。关保卫说，多年后仍不能忘怀这对姐弟眼中的失落和痛苦。但成为福慧的孩子后，和其他受助孤儿一样，阿根姐弟的人生慢慢转变。在她从小到大的每一幅照片中，笑容越来越多，眉头越来越舒展。如今，阿根么此扎已到成都医学院就读。

福慧留意到，很多女孩在小学毕业后不再继续读中学。原来，山里彝乡有「娃娃亲」的风俗，女孩一般十二三岁就会出嫁。福慧的女童女子班又应运而生。

2009年，女子班第一年开班，仅收到43名学生，远低于100人的目标。但次年增至228人，第三年532人，第五年便已突破千人。

当受助的孩子们慢慢长大，福慧团队开始考虑让没考入高中的学生接受职业培训，针对凉山当地人才缺乏的情况，着重培养幼师、护理，以及机械技术、焊工等。对于能考上高中甚至大学的孩子，福慧则向他们提供奖助学金。

从福慧进入凉山以来，受帮助的学生已累计约18000人。关保卫说，其中女孩约占70%。

为了这些孩子们，福慧投入不菲。关保卫说，近几年每年投入大约都达到1300万人民币。凉山助学累计经费估计已达八九千万人民币。然而，基金会的行政费用几乎为零。位于多伦多、香港和成都的办公室均为团队成员免费提供。团队成员每年两次赴中国探访的费用全部为个人自行承担。谈到关保卫个人的投入，他笑说，自己作为税务专家，时薪不低，但大约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都给了福慧，「对我来说，快乐就是忘记所有的数目字。」

基金会会长黄绮铢说，福慧一直秉持的宗旨就是将每一分一毫都用在教育上、用在孩子们身上。

不会惯孩子的「福慧妈妈」

目前担任福慧教育基金会会长的黄绮铢，与关保卫是相识数十年的挚友，也是从第一天起就投身福慧工作的资深义工。

凉山的受助孩子们将福慧的爱心人士称为「福慧爸爸」「福慧妈妈」。已退休的黄绮铢通过微信与孩子们保持着密切联络，几乎成了孩子们的「全职妈妈」。两年前她患病需接受化疗，病榻上仍录制视频，为福慧筹款。

聊起2019年10月再赴凉山探访，黄绮铢几乎记得每一个细节。对很多受助学生的情况她也如数家珍。说起编号001到010的第一批受助孤儿都是她的学生，大病初愈的她笑逐颜开，说到有的孩子因放弃读书、外出打工等原因一度失散，多年后终于重新联系上时，她更是开心。

新冠疫情令黄绮铢没能兑现今年5月去凉山与毕业班学生相聚的承诺。但令她宽慰的是，没有听到一个孩子染病的消息。疫情发生时适逢春节。一些学生正在外打工，多地封城令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福慧各地的职员和义工立即行动，为他们留在当地提供支持，亦帮助数十位学生返回家乡。

疫情中的几件小事令「黄妈妈」很高兴。一位在凉山读高三的学生为上网课，翻了几座山头，终于找到无线网络信号，便在那里自己搭起帐篷作课堂。他在成都读大学的姐姐则与身边同学成立「福慧之友」团体，为从小学到高中的学弟学妹们补课，以弥补网课的不足。而在上海打工的学生们自发筹款购买口罩，并捐往四川与云南交界地。

她相信，福慧播下的种子可以长成大树。福慧的努力可以改变凉山孩子、尤其是女孩们的命运。也许现在改变有限，但第二代、第三代会有更大效果。因此福慧的慈善工作是很长远的。

关保卫回忆，一次探访凉山时，福慧团队一位女士对学生们说：「孩子们，我爱你们！」全班孩子竟都趴在桌上哭了起来。老师说，因为从来没有人跟孩子们说过这句话。

「我们真的是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来看的，」关保卫说，「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投入太深了，付出了很多的感情。」

不一样的福慧模式

2018年初，福慧在中国成功获得境外非政府组织（NGO）登记证书。这在中国内地并非易事，它代表福慧的工作赢得了政府部门的信任和认可，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在中国内地做教育慈善的机构很多。福慧有何不同？

关保卫说，因为各方面都管理严格，福慧模式在凉山州被公认为最有效的模式，并被当地政府作为推荐给其他NGO的参考模式。他说，福慧在开展慈善工作时有几项关键原则：不碰政治、不碰宗教、不碰民族风俗，保持低调。这是与当地政府一直配合得很好的几条秘诀。他们每次去凉山探访，不用宴请接待，自费吃住、自行租车，也让当地政府了解到真正的海外基金会是如何认真做事。

福慧的助学并不做硬件。关保卫说，当地的学校已经建得很好。福慧的资助都用于软件，如何让孩子们有好的老师来照顾，在成长的各方面得到帮助，让他们感受到爱和希望。每年，福慧会安排一些优秀的学生去西昌甚至北京、上海，看看外面的世界，让他们拥有更多的理想。

福慧团队精心将加拿大的红枫叶做成书签送给凉山孩子们。上面印着鼓励向善的朴素话语，比如：能关心别人、爱护别人，即是福中之福人。

凉山助学之初，有人怀疑他们只会持续一两年，未想到坚持了下来。如今，除四川外，福慧在中国内地的帮扶和服务工作还涉及广西、广东、上海等地。将成功的教育慈善模式扩展回加拿大，是福慧近几年着力推进的一项工作。自2015年以来，他们已开始资助偏远和贫困的加拿大原住民小区的青少年。

关保卫与黄绮铢与加拿大前总理保罗．马丁有多年交情。福慧的工作受到了马丁的关注。自2017年起，福慧与马丁家族基金会及其创始人保罗．马丁成为合作伙伴。

2017年以来，福慧已在加拿大不同省份的6所原住民学校重建图书馆，另有6座学校图书馆已纳入计划。福慧还向原住民小区的数百名小学生资助营养膳食，安排原住民学生到多伦多展开文化交流学习。福慧还与多伦多大学的社工学系合作。福慧的捐资可获得大学三倍配捐，帮助来自原住民小区的学生获得教育机会。

关保卫说，福慧做这些工作，正是希望让加拿大的主流社会看到华人在为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

在时代变化中择善固执

在十多年来向凉山倾注心血的过程中，福慧的理事和义工们也看到了中国的巨大改变。「中国领导人说要脱贫、全面建小康，我们真的看到凉山变化太大。」关保卫说，从西昌到布拖县有约3小时车程，过去在行车途中找洗手间都困难，但如今公路边竟建起了「五星级」公厕，非常干净。当地更建了很多新学校，硬件「比加拿大的水平更高」。更令他开心的是，十几年前进入凉山时，福慧团队还非常「孤单」。因为他们是在当地做慈善的唯一一个大团体。这些年来，逐步有来自中国不同地方的其他慈善团体进入凉山。

福慧也看到，中国政府在凉山这样的贫困地区的投入越来越有力度。如今，比起当地一些大的基金，福慧投入的资金已经相对变得小了。

「中国现在这么有钱了。还需要我们进去吗？一定需要，因为有很多事不是政府投钱就可以解决得到。」关保卫说，孩子们需要感受到爱和关心，这就需要福慧继续去那里。

黄绮铢也认为，福慧在软件方面可以做到一些政府暂时做不到的工作。

「我们海外华侨华人没有特别动机，就是一心一意帮助这些孩子，把我们的人生经验跟他们分享，鼓励他们。」关保卫说。帮助当地毕业的孩子创业、促进家乡经济，是他思考的一个方向。

黄绮铢说，福慧会因应时势需要一路转变，但肯定不会退出中国。

16年来，福慧把约2000名孤儿送进福星班，将2000多名女孩送入女子班，二三百名学生通过职业培训成了护士、老师或各类技术人才，还有不少考进大学。

关保卫的会计师事务所，一半都用作福慧教育基金会的场地。这里挂着一幅友人题诗曰：满腹经纶扶弱势，毕生心血注凉山。关保卫说，福慧这群「择善固执」的人，与凉山结下的是不解的情缘，让他们与凉山孩子们一起成长、一起感恩。是什么推动他们坚持这么多年？「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深深体会到，施比受更有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