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轩

从激进回归温和，开始定然不会被激进选民所接受，无论在接下来的立法会选举还是区议会选举上，都要经历一段阵痛期。但随着阵痛过去，反对派若能发挥出监督政府的作用，提出具建设性的意见，在没有激进派恶性竞争的情况下，必然能够重新赢得选民的支持，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出台，香港的政治形势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原本不可一世的反对派无论是台前还是幕后，逃亡的逃亡，被捕的被捕。民主党和公民党这传统的反对派两大党也是分崩离析，溃不成军。香港以后是否还有反对派的立足之地呢？

「大老虎」相继被捕

最近反对派的日子可是相当难过，被指是乱港势力幕后金主的壹传媒黎智英接连被起诉诈骗、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去年12月被押上法庭时还得到甲级重犯的最高规格待遇，包括以俗称「铁甲威龙」的甲级重犯专用装甲囚车押送，其本人被锁上手铐，同时腰缠铁链。香港所谓甲级重犯，通常指判囚十二年重刑的犯人，上一次当局出动「铁甲威龙」，是2018年押送被国际刑警通缉的印度裔疑犯文子星。黎智英有此待遇，可见案情之重。这个案子押后到2021年4月再讯，期间黎智英再度向上诉庭申请保释，最后，以1000万巨额保释金，黎智英才得以取保候审。

在此不久之前，「港独」组织「香港众志」前首脑黄之锋、周庭、林朗彦因去年6月的包围警察总部案，分别被判囚13.5个月、10个月和7个月。当中颇有意思的是，年仅24岁的黄之锋已经是第四度入狱，这次入狱也正是因为在上次出狱4天后号召暴徒包围警总，可谓无缝连接。黎智英和黄之锋过去频频勾结外国势力，算得上是老嫩汉奸中的代表人物，如今双双落得如此下场，颇有杀鸡儆猴之意。

反对派政党日渐萧条

另一边厢，传统反对派的两大党——民主党和公民党，也面临着重大危机。先说公民党，自从去年11月，该党立法会议员杨岳桥、郭荣铿、郭家麒因不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被DQ之后，公民党就等于被贴上了反中乱港的标签，不要说当立法会议员无望，就连留在区议会亦非易事，基本上可以说是断绝了从政之路。公民党内部一片哀鸿，去年声称有脑瘤的陈淑庄在延任之前就宣布退党；曾在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拉布」长达七个多月的郭荣铿退出政坛；原本是飞机师的谭文豪则转行去开茶餐厅。

除了首脑开始隐退，退党潮也是一波接一波，其中被视为「明日之星」、原本准备竞逐立法会港岛区议席的郑达鸿，与伍月兰、陈诺恒、冼豪辉、谭家浚、俞竣晞合共六名区议员均已退党。这样一来，公民党去年当选的32名区议员，已损失近五分之一。难怪之前有消息称，该党执委会及区议员曾经碰头交换意见，讨论是否解散公民党。更令人唏嘘的是，该党去年11月换届之时，史无前例地悬空原本由杨岳桥担任的党魁一职，因为根据公民党的党章，党魁须为立法会直选议员，而现在已没有任何一个党员符合规定。

至于民主党，同样在DQ事件不久后迎来换届，老一辈几乎全部心灰意冷，主动退下火线，包括民主党主席胡志伟不再竞逐主席，资深民主党党员李永达、陈树英、黄碧云等退出中委会。那么新班子是何许人也？主席由曾经叫嚣「内地客是鸦片」的南区区议员罗健熙，在无竞争的情况下当选。至于两名副主席，一个是专长抽水擦鞋，管一个新界支部竟可令大批党员退党出走的林卓廷；另一个是曾造谣「7·21」太子站死人的观塘区议员梁翊婷。这样的组合，显示民主党将继续被激进派所控制。

然而，在香港走激进路线是何下场？民主党有「癫鸽」之称的许智峯已经作出了最好的示范。在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许智峯屡屡在暴乱现场阻挠警察执法，为暴徒作掩护；2020年在立法会审议《国歌法》期间，许智峯在立法会大厅更使用「生物武器」，将充满恶臭的「臭弹盆栽」掷向主席台。这么一个街头、议会两不误的激进先锋，于去年11月底，在身负九罪的情况下瞒天过海、果断出逃，从堂堂双料议员（许同时还是中西区区议员），沦落成一介逃犯，其全家老小也无奈背井离乡，到国外去与之「团聚」。

反对派较建制派更受重视

由此看来，香港的反对派已经被废了武功。然而，这是不是意味着香港不再需要反对派呢？其实并不然。去年11月，新一份施政报告出炉后，林郑月娥出席了反对派被清除出立法会之后的首个行政长官答问大会。按理说，没有反对派在议会捣乱，答问大会应该更为高效，但事实不然。一份在社会上反响平平的施政报告，被赞得天花龙凤，建制派议员一片阿谀，林郑月娥也提不起劲，回答议员提问时，也只是在重复之前的说词，毫无新意，和过去反对派在场时打起十二分精神的状态相去甚远。即便林郑月娥承诺恢复一个月一次到立法会接受质询，但这种形式主义根本毫无意义。

实际上，林郑月娥素来重视反对派更甚于建制派。2018年3月，林郑月娥上台刚过半年，便带着3名司长、多名局长和高级公务员的罕见阵容出席民主党的周年党庆，更即场捐款3万港元，赞助民主党李华明唱歌，其社交媒体帐户更即晚贴出与民主党人祝酒等相片，留言附标签「#大和解」。这是建制派政党不曾有的待遇。

2019年，即便修例风波发生后，林郑月娥对反对派仍然抱有幻想，对建制派要求严厉执法、严惩暴徒的要求充耳不闻，从而错失了遏止黑暴的最佳战机，令乱港势力坐大，肆无忌惮的黑暴持续了大半年之久，如非疫情影响和《香港国安法》的出台，黑暴不知要待何日完结。

去年疫情大爆发，林郑月娥采取「专家抗疫」的对策，事无巨细皆听专家之言，对建制派和社会各界要求全民强制检测的呼声仍旧不理不睬，任凭你喊破喉咙，她只回一句「做不到」。实际上，适当听专家意见并非不对，但抗疫需要考虑全局观，例如从本地而言，要考虑许多行业已经处于垂死挣扎的状态，要考虑市民困守一隅接近一年而仍看不见曙光的失望；从全国而言，要考虑香港作为全国抗疫最不力的一个城市，中央会如何看待，内地省市会如何看待，也要考虑与同属特别行政区、却早已清零的澳门会被人如何比较。这些都是专家视角所不具备的。说到底，抗疫是一项政治决策，而不是医学决策。忠言向来逆耳，但这些话若出自反对派之口，相信多少还是会听一些进去。

香港需要反对的声音

反对的声音更能令人清醒。只是过去香港的反对派走了一条歪路，在反对派的身份之外，给自己加上了汉奸、卖国贼的属性。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都允许反对派的存在，甚至认为应该有反对派的存在，但前提是反对派言行的出发点，必须是为了当地的利益，如果其言行出卖了当地利益，那么对不起，须留你不得。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政治伦理。

然而，由于香港在《国安法》出台前，处于完全不设防的状态，外国势力光明正大地渗透，跟本地反对势力勾结，源源不绝的资金流入，哪个看了不心动？而且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既然乱港活动有其市场，你不干自然还有别人干，而且后来大家发现，行为愈激进还愈能收获选票，名利双收，不够激的反倒会被选民抛弃，何乐而不为？所以可以明显地看到，反对派在过去十年，被激进派所裹挟，不得不走上这条互相「斗激」的道路，成为「占中」、旺暴、黑暴等一系列乱港活动的始动力。

不过，《国安法》的出台，却成为反对派回归正途的大好时机。笔者曾提出，在香港当反对派并不容易，他们要昧着良心才能说出那些颠倒是非黑白，煽动年轻人违法乱港的话，但未来反对派就可摆脱这一宿命。一来，叫嚣「港独」、暴力破坏社会秩序等激进言行在法律上不被允许，激进派在香港没有发挥的空间，动辄被捕，所以罗冠聪、陈家驹、梁颂恒等「港独」分子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流亡海外。如此一来，反对派就能挣脱激进派的束缚，重回理性的道路。二来，随着乱港头目陆续被捕，外部势力失去了在港的代理人，对于那些失去利用价值的弃子，自然也没有继续投放资源的价值。在没有利诱的情况下，反对派自然也就犯不着以身试法、铤而走险。

从激进回归温和，开始定然不会被激进选民所接受，无论在接下来的立法会选举还是区议会选举上，都要经历一段阵痛期。但随着阵痛过去，反对派若能发挥出监督政府的作用，提出具建设性的意见，在没有激进派恶性竞争的情况下，必然能够重新赢得选民的支持，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