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招嘉

何建坤，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前常务副校长，长期从事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战略、绿色经济方面的研究。他自2012年起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2019年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作为中国「气候变化智囊团」的一员，何建坤曾十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会场，为坐在谈判桌上的人提供技术和政策咨询。研究气候变化已近30年的他意识到，人类到了必须实现一场自觉革命的时候，必须尽快建立起绿色低碳的发展模式和消费模式。

从能源研究到气候变化专家

气候变化是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普遍受到关注的新事物。在中国，许多人对气候变化的认识才寥寥几年。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近30年研究的何建坤是中国最早从事应对气候变化对策研究的专家之一。

改革开放后，中国能源严重短缺，经济发展受到能源的制约。1981年，何建坤获清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工学硕士学位，开始在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所进行能源系统分析方面的研究。直到1992年，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改变了何建坤的研究轨迹。

1992年，中国与一百多个国家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公约的终极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维持在一个稳定水平。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还很低，人均排放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但常年研究能源系统的何建坤已经意识到中国的能源消费增长迅速，预见到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会越来越多。他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研究未来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趋势……对于我国制定能源、环境、经济相协调的发展战略是十分重要的。」

由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减排的主要领域是能源系统的二氧化碳排放，一直从事能源系统研究的何建坤和他的团队既意外，又「顺理成章」地转入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用研究能源系统的模型和分析方法学来探索减缓二氧化碳排放的途径，成为中国最早研究减缓气候变化的科研团队。

随后几年，何建坤和团队承接了多个国际合作项目，与十分关注中国减排的亚洲银行、欧共体等进行了多项合作。回忆起当初，他颇为感慨地说：「一开始我们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国际机构给予资助，当时国家还没有多少项目。」随着中国对气候变化研究的愈发重视，支持力度越来越大，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队伍逐渐壮大了起来。他本人也从「九五」到「十二五」牵头承担了国家相关重点研究项目或课题。

提供政策咨询的智囊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极端气候事件愈发增多，人类随着科学认知的深入，越来越意识到人为活动是引起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也越来越高，在这样的背景下，2007年初，中国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这支被称为中国「气候变化智囊团」的队伍，汇集了12位研究气象、气候变化方面的权威专家，为中国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和国内的低碳发展战略提供技术性支持和政策咨询建议。何建坤连续三届担任副主任委员，负责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和政策咨询。

2007年底，联合国气候大会通过了「巴利路线图」，要求发达国家继续在《京都议定书》下进行绝对减排，而之前没有规定强制性义务的发展中国家也要实现自主减排，提出各自到2020年的减排目标。研究、论证中国要提出的目标，成为何建坤一项重要工作。

次年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在波兰的波兹南举行。何建坤以中国代表团顾问的身份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讲述中国的立场，维护中国的利益。他主张，在减排问题上，要坚持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国的人均累计排放量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很多，约是美国的1/10。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仍在上升，因此设定绝对量减排目标并不实际，也欠缺公平。他又从技术层面对中国指针的选择进行了解释，由于受技术限制，中国减排的主要领域是排放占比80%以上的能源活动的二氧化碳，着力于大幅度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以尽量低的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增长，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中国将付出巨大努力，作出与国情和发展阶段相一致的行动和贡献。

最终，中国提出的自主减排目标得到国际上的认可。从那一年开始，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何建坤都会亲赴气候大会现场，为谈判代表们作技术性支持。

12年间，何建坤参加了10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其中印象最深的是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现在聊起《巴黎协议》通过的那一刻，何建坤的脸上依旧会洋溢起笑容。他语速微快地回忆道，在《巴黎协议》宣布通过的那一刻，全场欢呼，一些年轻的谈判代表甚至跳上桌子嘶吼，不同国家的代表互相拥抱。当时已迈古稀之年的他也深受感动。这份协议来得实在太不容易，又意义非凡。在何建坤看来，《巴黎协议》的达成奠定了一个新的制度基础，让人类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前进了一大步，而中国对《巴黎协议》的达成作出了重要的基础性贡献。

作为谈判人员身后的智囊，何建坤虽然不用不分昼夜地待在会议现场与人唇枪舌战，但也深知谈判的不易。气候谈判采用协商一致机制，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契合点，得到各方都不反对的谈判结果。因为谈判难度大，历届会议基本都要延长。

在2018年和2019年两届气候变化大会上，对《巴黎协议》第6条有关市场机制的谈判，各方因为用什么标准来计算减排量避免重复计算，以及在《京都议定书》机制下的项目能否转到《巴黎协议》下的市场机制中来有很大分歧，使得谈判在延期后仍未能取得让各方满意的成果。对于这样的结果，何建坤有点担心，「如果再通不过，大家难免会对《巴黎协议》的机制产生质疑，认为它效率太低。」

实际上，在《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下，没有卖出的减排信贷量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是中国，但中方没有坚持一定要把全部额度转到新的机制下，而是希望择优转过去，宁可损失一些经济收益，也要尽力促成共识。作为中国智囊，何建坤希望各方都增加灵活性，体现建设性，向促进协议达成的方向去努力，争取在2021年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达成协议，推进全球合作进程。

人类须实现一场自觉革命

根据日程，2020年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又一关键年份。各国要在2020年提交本国落实和更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报告，同时提交各自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报告。

2020年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消息甫一发出就引起国内外巨大关注。与西方国家通过50到70年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相比，中国要在30年内完成过渡，难度之大令人咋舌。

不过，「我国公布的这些目标都是经过论证的」，作为中国气候变化智囊的何建坤很有底气地说。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并不是易事，但从他参与的论证来看，也并非不可能。他解释道，这样的目标其实不是专家学者的预测，而是根据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形势提出的要求。中国制定这样一个紧迫的有雄心的碳中和目标就是要倒逼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到本世纪中叶，在实现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的同时，走上与全球控制温升不超过2℃并努力低于1.5℃目标相契合的深度减排发展路径，为地球生态安全和全人类共同事业作出中国的贡献。

中国的新气候目标公布后，许多人把目光放在了二氧化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时间节点上。但在何建坤看来，中国最高领导人讲话中的「人类需要一场自我革命，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才是关键中的关键。

何建坤说，根据IPCC报告测算，按照当前《巴黎协议》下各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下的减排路径，到2030年至2052年，全球温升即将达到1.5℃，本世纪末将上升约2.7℃。这对世界上许多沿海地区而言将意味着灭顶之灾。因此，要把温升控制在2℃甚至1.5℃以内，就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社会消费方式和公众生活方式。

根据何建坤的估算，中国要想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那到2050年，非化石能源在整个能源结构中的占比就必须大于75%至85%；要建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到2050年以后，还要进一步强化二氧化碳和其它温室气体的深度减排，发展二氧化碳去除技术，增加农林业碳汇，实现净零排放。在此过程中，不仅国家要革命，产业自身也要自我革命。

在何建坤看来，中国制定高标准的减排目标来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不仅是为实现减排目标，也是促进高质量发展，打造国家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近段时间以来，不少跨国公司公布了碳中和目标：壳牌、bp等石油公司宣布到2050年自身生产经营中要实现碳中和；宝洁、微软实现碳中和的时间要更早。何建坤谈到：「现在企业都在追求低碳，产品生产链中的碳含量将成为与产品质量、成本和服务同样重要的竞争要素。如果我们企业生产过程的碳排放量比国外同类型产品高，那么在客户的采购链中就没有优势。只有碳含量低，才有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如今，何建坤的日常工作就是研究各个行业的先进技术路线图，探索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他对中国实现减排目标很有信心。「社会需求和目标导向就是创新的驱动力，技术创新的潜力是巨大的。十年之前，谁也没有预见到今天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可以比煤电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