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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犯条例修订是复杂的政治博弈(2019.6)

发布日期:2021-02-03

☉文/柳苏

制定《逃犯条例》的初心,是避免香港成为逃犯天堂,修例是落实基本法的应有之义。修例引起的复杂政治博弈,涉及多方面因素,包括:议会政变夺权、管治权之争激烈;中美博弈特朗普极限施压、反对派配合美国损港遏华;反对派为选举热身吸票;妖魔化修例企图阻止《基本法》第23条立法。香港社会各界必看清反对派反修例的险恶居心和严重后果,凝聚强大民意,支持修例顺利通过,挫败反对派的图谋。

英国管治香港期间,有部份在香港实施的法律实质由英国延伸过来,并没有本地立法,随着英国对香港的管治终结,港英政府有需要为相关法律进行「本地化」立法(localisation of laws),1997年初通过的《逃犯条例》为其中之一。

1、制定《逃犯条例》的初心

综合过往中英联络小组会议后公布的简短新闻公告,就可发现从1988年召开第9次中英联络小组开始直到1996年第37次数十场的高层会议,大部份会议都包含了移交逃犯及香港对外刑事司法互助问题的讨论,先是第9次会议(1988)已就逃犯引渡安排达成了「初步谅解」,在第11次 (1988) 已就「有关安排的基本原则」达成协议,第16次(1990)就「香港及有关国家移交逃犯未来安排的细节问题达成了原则协议」,在第23(1992)、24(1992)、37次(1996)表明在逃犯问题不同方面取得进展或共识。(袁求实 1997,《香港回归大事纪1979-1997》,三联出版。)

回归前港英政府多次表示会积极与中国商讨移交逃犯协议,这表态是非常清晰的。1997年《逃犯条例》之所以没有纳入中国内地,反对派声称是为了保障香港人权的安排,而是当时的本意是香港即将回归,香港与内地不是简单的不同司法管辖区刑事司法互助问题,而是在「一国两制」架构下专门制定长期协议,或者为此制定专门法例。

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称,港英政府当年就《逃犯条例》本地化立法时,从未考虑过将「中国其他地方」纳入其中,是因为内地与香港在司法和刑事制度存在「巨大差异」,港英政府亦「充分意识到」有关问题有很大争议和敏感,故承诺在与内地达成正式移交或引渡协议之前,会先广泛咨询香港市民意见。香港回归22年后,香港仍未就此与中央有关部委达成正式协议,表明这种担忧「有根据」。陈方安生身为最后一任布政司和首任政务司司长,应该知道事件的历史背景。她是在刻意误导甚或断章取义,以大肆抹黑是次修例工作。翻查档案,当时将「中国及其他地区」在条例中剔除,是因为相关条例的工作属于回归时法例本地化的工作,与陈方安生和反对派声称的内地司法制度「不健全」无关。

大律师公会早前发表声明,将条例漏洞归咎于内地司法「往绩」不佳,批评特首启动个案移交缺乏监管。声明竟然指法律漏洞是出于考虑内地与香港司法分野而「慎思而达」的决定。但是,漏洞就是漏洞,岂可说成是「慎思而达」的决定?这完全是指鹿为马的诡辩。声明内容违背事实,漠视社会公义,否定本港司法独立,有误导公众之嫌。声明将条例不涵盖内地的原因,归结于内地保障基本人权的「往绩」与两地刑事司法系统的差异。

但是,目前内地与55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与64个国家签订了司法协助协议,包括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等使用普通法的国家。况且,内地近年大力推动依法治国,法治水平不断提升,与内地签订引渡协议或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国家逐年增多,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5月9日出席行政长官答问会,她引述1997年时任保安司就《逃犯条例草案》的发言,指出「不能让香港变成逃犯的避难所」,强调现时修例就是要填补空白。对有谬论指当年制定《逃犯条例》时「刻意抽起中国及其他地区」,修例是毁掉「防火墙」,林郑建议议员翻查档案,当年连反对派议员都认为,《逃犯条例》中的制度及人权保障,可在回归后适用于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的逃犯移交协议,并为两地制定相关法律提供蓝本。林郑月娥引述回归前港英政府文件内容指出,制定《逃犯条例》的初心,是为了避免香港成为逃犯的避难所令公义无法彰显。若香港要继续维护法治声誉、巩固国际商业及金融中心的地位,在回归后就不能在移交逃犯的问题上与法律执行伙伴之间存在空白地带。现时修订《逃犯条例》,正是为了填补空白。

回归后接任保安局局长的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指,回归前港英政府提出条例草案,由于「根本没有时间」所以英方没有时间与北京商讨回归后的引渡安排,她重申特区政府保安局有逼切需要修例。

一方面,修例可以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堵塞现有法律漏洞,避免香港成为逃犯天堂。另一方面,修例可以维护香港法治的核心价值,提升香港的法治形象。

2、修例是落实基本法的应有之义

《基本法》第95条明确规定,香港特区可与中国内地,澳门、台湾地区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建立联系和相互提供司法协助。自回归以来,香港特区政府一直积极推展与其他司法管辖区在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及移交逃犯方面的合作,透过与更多司法管辖区签署相关协议,建立更广阔的司法互助网络,以打击罪行,彰显公义。根据《基本法》相关条文,在中央人民政府协助或授权下,香港可与其他司法管辖区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香港法例第525章)和《逃犯条例》(香港法例第503章)为香港与其他地方之间的刑事事宜法律协助及移交逃犯方面的合作,提供法律基础。该两条条例于1997年生效,目的是让香港与其他地方透过合作打击严重罪案,对刑事案件执行司法公义,防止罪犯潜逃从而规避法律制裁。

据不完全统计,香港回归以来,内地公安机关克服法律障碍,已向香港移交260余名犯罪嫌疑人,包括「空姐藏尸」案疑犯、尖沙咀珠宝钟表店劫案五名疑犯以及刘进图被袭案两名嫌疑犯等,有力支持香港打击犯罪,助力香港成为当今世界最安全城市之一。但是,香港与20个司法管辖区有移交逃犯长期协议,与3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刑事事宜相互协助安排,与内地却没有相应安排,回归至今未曾有一例移交。

修订移交逃犯条例可以建立区际间的司法协助关系,也是落实《基本法》的应有之义,更是维护香港法治核心价值和巩固提升香港良好法治形象的重要举措、应有作为。另一方面,修订条例可以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堵塞现有法律漏洞,使涉及「人命关天」甚至「一尸两命」的严重犯罪嫌犯及时得到惩治,避免香港成为「逃犯天堂」、「避罪港湾」。

3、香港议会史上黑暗的一天

香港法案委员会产生主席,规定由最资深议员主持会议,负责选举工作。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担任立法会法案委员会主持期间疯狂拉布,骑劫议会,浪费两次会议,造成法案委员会选不出主席。如果不中止涂谨申「无赖」式行为,不仅法案委员会主席无法选出,整个《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也将面临胎死腹中的局面。

2019年5月1日内务委员会发出「指引」,撤换涂谨申改由第三资深的石礼谦主持会议。石礼谦表示,他经大多数法案委员会委员接纳的内会「指引」授权,改于5月11日开会。

2019年5月11日被称为「香港议会史上黑暗的一天」,反对派议员为拖垮《逃犯条例》修订,暴力阻挠建制派议员召开法案委员会选出法案委员会主席。反对派不仅步台湾议会暴力文化的后尘,而且将「占中」和旺角暴乱的暴力文化搬入立法会,先是以「占中」式行径,闯进立法会会议室,展开「通宵占领」;其后「山寨主席」涂谨申讹称会议已经召开,违规霸占会议厅主席台;直至会议正式召开时,反对派议员使用「旺角暴力」式的手段,爬桌、指骂、包围、阻路、抢夺、飞扑、推撞、施袭,暴力手段尽出,强行阻拦石礼谦进入会议室,多名建制派议员被袭受伤。反对派完全暴露出恶形恶相、流氓泼皮的本性,不惜摧毁立法会运作,扼杀议会理性讨论的空间,也严重影响议会以至香港的形象。有关行为令全港市民愤慨至极。继5月11日后,立法会修订《逃犯条例》法案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因反对派的狙击而匆匆收场,仍未能进行选主席的程序。历经四次会议,法案委员会仍未能选出正副主席。

反对派破坏宪制秩序,在议事堂内上演议会政变夺权闹剧,香港立法会出现议会政变夺权之下的「伪法案委员会」、「伪法案委员会主席」、「伪文件」,出现对合法会议的暴力狙击和对合法履行职责的有关主席和议员的暴力伤害,在香港历史上绝无仅有,创下立法会史无前例的议会暴力夺权丑剧。

修订《逃犯条例》的争议,已经演变成一场严峻的政治较量,核心已不是一条法例的废立,更是管治权之争,关乎能否维持特区政府有效管治。反对派已将反修例视之为另一场反《基本法》23条的政治斗争,其目的是要拉倒修订,重挫特区政府管治威信。

4、修例的迫切性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香港法例第525 章)和《逃犯条例》,该两条条例于1997年生效,目的是让香港与其他地方透过合作打击严重罪案,对刑事案件执行司法公义,防止罪犯潜逃从而规避法律制裁。上述两条条例已实施近22年,期间有不少涉及严重罪行的潜逃案件,凸显出不法份子潜逃到另一司法管辖区以逃避法律制裁。

例如去年一宗受人广为关注的杀人案,涉及一个香港人涉嫌在台湾杀害另一个香港人,然后返回香港。碍于《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和《逃犯条例》的局限(即两条条例均订明不适用于香港与中国其他部份之间),当局无法处理就怀疑的杀人罪将嫌疑人移送至台湾接受审讯的请求,香港法院亦只可处理他在香港涉嫌所犯的清洗黑钱罪行。涉台湾杀人案的嫌犯,最快可在今年10月出狱。修订工作已是争分夺秒,刻不容缓,如果未能依时完成修订,让疑犯逍遥法外,对于香港法治社会的声誉将是一大打击,令香港有沦为「逃犯天堂」的危机。因此,《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和《逃犯条例》,必须尽快修订,以堵塞漏洞,保障社会安全。

另一方面,香港与内地交往日益频繁,需要避免成为内地逃犯避风港。2017年内地热播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其中就有内地贪腐官员逃到香港的情节,在该电视剧中「三季酒店」,是内地贪官匿藏点。国家积极落实依法治国,香港不能成为缺口,必须洗脱「逃犯天堂」的污名。

从大湾区建设的角度而言,目前在粤港澳大湾区当中,香港仍未与内地、澳门达成移交逃犯协议,形成安全漏洞,因此,修订《逃犯条例》堵塞漏洞势在必行,以免随着三地交往增加祸延整个湾区。加强粤港澳三地的法律衔接,这是大趋势。鉴于此,《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第八章第六节明确提出:「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在尊重各自管辖权的基础上,加强粤港澳司法协助。」最高人民法院今年2月27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显示,拟在未来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完善与港澳特区民商事司法协助体系,健全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机制。

5、反对派内外勾结配合美国遏制中国

中美贸易战大有剑拔弩张、快速升级之势。美国「极限施压」的大棒高高举起,中方的态度是:我们作好了应对各种情况的准备。「极限施压」与「应对各种情况」在博弈。美国的做法是赌博,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表现出的其实是美国急切希望这一切迅速生效的焦虑。

配合特朗普「极限施压」的步骤,如果中国不全部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美国或将采取更具破坏性的逼迫性举动。例如,美国可能会寻找借口惩罚中国的大型企业,或者是在人文交流领域对中国施加更严格限制,甚至可能会在台湾、人权问题上制造意外,试探中国的应对能力。华盛顿幻想中国将「受不了」,这不仅是误判,甚至有点自欺欺人。

有论者指出,从2018年初美国调整其全球战略和对华战略以来,香港政治矛盾焦点转向美国打「香港牌」与爱国爱港阵营坚决粉碎美国打「香港牌」。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掀起对华贸易战的背景下,美国对华鹰派为了遏制中国手段尽出,「香港牌」频频出手。美国反华政客与香港反对派唱双簧,把他们当作损港遏华的棋子,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反对派不惜卖港求荣,拿香港的单独关税区地位作筹码,配合美国的讹诈政策。在反对派提供反中乱港弹药下,美国以香港修订《逃犯条例》一事,借口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在港经济利益带来严重风险,声称美方有需要重新审视与香港关系,甚至可能取消对香港的独立关税的特别待遇。

反对派配合美国遏制中国,「唱衰」香港、抹黑香港的行为,在近期进一步升级,他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立场表达,而是采取了实际的政治行动,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赤裸裸地恐吓要挟香港市民「就范」。反对派污名化修例恐吓和误导市民,他们将修例抹黑扭曲成「送中」,将全港740万市民「定性」为逃犯,散播「人人都可能是逃犯」的谬论。反对派会议召集人毛孟静声称,政府要完成《逃犯条例》修订,不只是要对付香港人,而是要对付全部在香港的人士,所有人随时被移交回内地受审;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亦危言耸听称,不仅是香港人,每一个来香港的人都有危险,香港不再是国际城市云云。

美国国会辖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表研究报告,与香港反对派唱双簧,声称美国国会辖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表研究报告,声称香港《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如果获得通过,有可能增加美国公民与美国海军在香港时的风险,似乎所有在港美国公民与美国海军都是逃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指有关组织对华一向充满偏见,所谓报告和说法不值一驳。

《逃犯条例》只针对逃犯,香港作为世界闻名的法治社会,绝大多数港人和在港外籍人士都奉公守法,岂可说「人人是逃犯」?这不仅是对全港740万市民和所有在港外籍人士的侮辱,也是对香港法治的侮辱。

6、反对派为选举热身造势

区议会选举将于今年11月24日举行,接踵而至的是明年的立法会选举,反对派的选情十分不利,特别是民主党选情更加恶劣,林子健自残闹剧令民主党陷入最严重的诚信危机,为人耻笑。但民主党并未汲取教训,民主党元老李永达又出来散播一些毫无证据、捕风捉影的谣言,令人不齿。民主党连续上演闹剧,使民主党的选情岌岌可危。立法会反对派其余三大板块公民党、「议会阵线」和「专业议政」,因为反对修改《议事规则》、反对高铁「一地两检」,导致选情也不乐观。

反对派平时不用心做地区工作,只想凭借政治化议题,制造舆论,填补地区服务的缺失,以争取选票,这已是他们的惯常伎俩,如今只是故技重施。去年几场补选,3.11立法会补选、东区佳晓区补选、11.25立法会补选、油尖旺大南区补选,反对派均败北。其最大原因是缺乏可以催动选民投票情绪的政治议题。因此对反对派来说,不惜一切推倒条例,令特区政府「跪低」,才能重演2003年反23条立法的一幕,好让他们在今年底的区议会选举大胜。反对派反修例实质是项庄舞剑,意在选举。他们企图利用反修例「箍紧」支持者票,重振去年两次立法会补选失败的士气,企图扭转对反对派不利的选情。

7、妖魔化修例图阻止23条立法

反对派4月28日举行游行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大会称有13万人参加,警方指最高峰时有2.28万人。曾任保安局长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失败的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形容,现时反修例者是企图制造另一件反对23条立法事件,她认为宣传手法与当年相似,均是尽量动员市民、散播恐惧,但她称现时社会政治和经济较稳定,情况不能同日而语。她认为政府就修例已「退无可退」,若政府每件事都因反对声音大便退缩,政府便难以做事。

反对派阻挠修订《逃犯条例》,是企图阻止23条立法,为「港独」争取生存空间,为此反对派掀起了新一轮「妖魔化」23条立法的恶浪。反对派恐吓市民称一旦通过修例,将不需要《基本法》23条,届时可用内地法律「整治」港人云云。又称:「修订《逃犯条例》比23条立法『更毒更辣』」;「修例大大加强23条立法的威吓力及杀伤力,成为23条帮凶」;「修例是为23条铺垫」、「香港不再安全」、「大陆公安来港抓人」,等等。《苹果日报》有篇文章得意洋洋地声称,此次事件中社会已经有点像当年「反23条立法」的气氛。这说明,反对派的真正意图之一,是妖魔化《逃犯条例》修订以阻止23条立法。

2003年立法失败后,23条似乎成为香港社会的「禁忌」,反对派动辄拿23条立法恐吓港人,肆意挑动社会矛盾和分裂。反对派为阻挠《逃犯条例》修订,「妖魔化」23条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不得不正视的是,香港回归至今已近22年,尚未履行宪制责任完成23条立法工作,使「港独」「自决」势力有恃无恐。法律缺位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已经有目共睹,愈迟立法对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威胁愈大。23条立法拖延下去,将会拖垮社会发展,最终受害者是全香港的市民。

修例是复杂的政治博弈,香港社会各界必须看清反对派反修例的险恶居心和严重后果,凝聚强大民意,支持修例顺利通过,挫败反对派的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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