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雪冰

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涵盖经济、社会、科技、环境等各领域，与之前在政策强牵引力下的突击性脱贫攻坚相比，消除相对贫困的乡村振兴将是长线工程，其历史意义不仅在于，既要防止脱贫再返贫，亦需预防新绝对贫困，更关乎全面普惠和共同富裕，可谓难度更大，更需久久为功。故此，推进乡村振兴，不仅需要大刀阔斧制度革新，亦需打持久战的耐心恒心。

3月下旬，中南海发布重磅文件：《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提出乡村振兴24项重点任务。自此，中国新一轮轰轰烈烈的乡村振兴大幕正式拉开，中国减贫大业开启从消灭绝对贫困到化解相对贫困的历史新程，中国「共富时代」亦正式启幕。

中南海将乡村振兴提至国家战略地位，实早有端倪。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亦是新一轮乡村振兴元年。在3月中旬通过的中国「十四五」规划纲要中，「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被列为重要一章，乡村振兴成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重要目标。

落子要冲 七重考虑

按照「十四五」规划，2021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一年，作为国现代化之「基石」，农业农村现代化可谓重中之重。当前，中国经济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均在农村，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已是箭在弦上，这亦意味着，「十四五」时期，中国「三农」重心全面转向乡村振兴已是题中之义。

事实上，从早年梁漱溟、晏阳初等倡导的乡村建设、乡建运动，到后来中国政策层面推动的新农村建设，再到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中国改变农村的努力，可谓百年赓续。

一、 均衡发展

自计划经济时代始，中国就采取城市优先于农村的发展战略，将巨额资源从农村释放到城市、从农业释放到工业，造就了城乡差距巨大的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

目前中国大城市与发达国家的城市差距无几，繁华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相较之下，农村发展水平与国外差距甚远，且情势仍在恶化。

当前，城乡收入差距逐渐加大，城乡不平等程度逐渐加大，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导致相对贫困状况日益明显。

毋庸讳言的是，当前，中国乡村基础设施、公共社会服务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环境和生态问题突出，农业农村基础差、底子薄、发展滞后的落后状况并未根本改变，乡村发展整体水平亟待提升；一二三产业融合度低，农村供给质量和效益亟待提高；农民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竞争能力不足，农村人才匮乏。从功能主义角度而言，乡村发展已成中国现代化拖累。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长期农耕文明的国家而言，乡村生活是政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部份，然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裹挟下，乡村价值正在流失。与中南海所倡导的城乡均衡发展路线可谓背道而驰，因此，开启乡村振兴大棋局，完成从贫困特惠到全面普惠、从消除绝对贫困到缩小相对贫困的「转轨」，已是势在必行。

二、逆城镇化

当前，中国规模城市总数达到世界首位，城镇人口数量已占总人口60%，从农村向城镇转移就业人口已近3亿。城市化在高歌猛进的同事，所凸显的问题亦不容小觑。

一方面，中国农村人口、劳动力和家庭向城镇流动迁移，为城镇和国民经济增长带来极化推动效应。人口集中所带来的城市消费需求、市场规模，青壮年进城给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的劳动力，均为城市替着消费和出口形成国际市场比较成本竞争优势助力良多。

但另一方面，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逆城镇化趋势出现。特别是「十四五」期间，旧有支撑高速增长的城市化模式已发生变化。城市化速度放缓，原有靠土地融资推进城市化的模式已行至末路。

人口就业、居住和消费以及投资从城市向郊区和农村地区扩展现象出现，特别是在中国东部地区和特大城市群，已现城镇居民向郊区的消费和居住迁移现象。伴随着农业经营规模化和农村经济结构深层次调整，城市资本和要素亦在寻找投向农业和农村发展新机会。

逆城镇化所呈现的大趋势，对于农业、农村发展，对于乡村振兴以至于中国经济发展均带来新机遇。

三、提振消费

当前，中国正加码推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中官方力推的「内循环」，最重要意涵便是提振内需，扩容消费。

对于中国经济未来而言，乡村振兴将极大促进农村、城市双向消费。

胡润富豪榜数据显示，主打农村下沉市场的拼多多创始人黄峥跃居中国第三大富豪，已超越马云、刘强东，显示农村消费潜力之大。当前，中国消费多元化趋势已有从城市向农村蔓延，从近郊区向远郊区扩展迹象，作为下一个市场风口和红利区，乡村消费崛起可助阵乡村振兴。

而农村产业发展和农业转型升级，亦有助于形成新消费市场。农业供给侧改革推进，亦可为城市市场提供更丰富和优质农产品，实现城市消费升级，反推农民增收消费升级。因此，提振乡村经济，中国市场潜力才能被充分激发。

四、迈向共富

自改革开放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值拉大。有统计数据显示，从2003年到2019年，中国坚尼系数均高于0.4的国际警戒水平，2008年之后的6年里收入差距逐步缩小，但很快又有所反弹。居民收入差距长期处于高位波动状态。

中国近年推动的新型城镇化，农村人口大批向城市迁移，导致农村地区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农村劳动力短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益增大。当前，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已是农村居民的2.72倍。去年以来的世纪疫情之后，贫富差距更趋拉大，社会公平问题凸显。

共同富裕不仅涉及社会公平，亦关乎经济发展中的供给、需求和效率等问题。

乡村振兴关乎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如先富无法带动后富，反而造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注定无法持续，而推动乡村振兴，无疑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促成共同富裕。

五、粮食安全

但世纪疫情之后，全球粮食危机愈演愈烈。标普全球农业指数连续第9个月上升，达到7年来的最高水平。而上一次出现如此迅猛的涨幅，还是10年前。随着粮食价格的上涨，包括蔬菜、食用油、糖、乳制品和肉类在内的几乎所有食品价格均在上涨。如何端牢中国十四亿人的饭碗，已成中南海案头头等大事。

实现国家粮食安全重心在乡村，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离不开乡村振兴。因此，让农民富起来，让农业强起来，确保粮食供应安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可谓势所必需。

六、稳定器

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不仅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亦关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局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经济层面的考虑，更是政治考虑，是稳定社会大局的必然要求。随着城市化攻城略地，中国乡村劳动力流失严重，数亿青壮年农民涌入城市，农村「空巢化」「老龄化」现象明显。只剩下老年人、留守儿童、病人或残疾人的广大乡村，衍生诸多社会问题。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当前中国乡村人口达5亿多，乡村稳定，无疑利好整个社会稳定大局。

七、反哺模式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取之于农、用之于城的发展模式，有力推动了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当前，中国城镇化率已达60%以上，但由于城市入籍门坎高悬，越来越多大龄农民工回流老家，在此情况下，「取之于农，用之于农」的城市反哺农村模式应适时开启。

202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为城市反哺农村提供可能。此间观察家指，当前，中国积聚了足以充分反哺乡村的城市力量和国家力量。无论基于「赢家补偿输家」意义上的社会正义，抑或基于城乡一体发展所要求的空间互补性，乡村振兴战略均刻不容缓。

制度革新 久久为功

作为中共执政历史坐标中、极为复杂棘手的系统性社会工程，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涵盖经济、社会、科技、环境等各领域。与之前在政策强牵引力下的突击性脱贫攻坚相比，消除相对贫困的乡村振兴将是长线工程，其历史意义不仅在于，既要防止脱贫再返贫，亦需预防新绝对贫困，更关乎全面普惠和共同富裕，可谓难度更大，更需久久为功。故此，推进乡村振兴，不仅需要大刀阔斧制度革新，亦需打持久战的耐心恒心。

一、 久久为功

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至少包括三重意涵：一是改善农村「硬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二是提升农村「软件」，改善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三是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激发乡村内生动力。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提出愿景规划：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在此意义上，需要长期的制度、资金、政策乃至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的投入，实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与脱贫攻坚相比，乡村振兴的任务范围，从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拓展至所有农村，全体农民。乡村振兴关乎全面普惠，覆盖更多群体。乡村振兴面向的不仅仅是深度贫困地区，更是全局致富，更需久久为功。

二、 城乡平权

近30年来，中国已完成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城镇化过程，平均每年约有1900万人口进入各类城镇就业和定居。如按照每年1%左右的速度增长，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可达70%，城镇人口可接近9.8亿人。

但受限于各项改革进度，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仍有16%差距，目前在城镇就业的2.87亿农民工，尚未真正实落户城镇。

有分析指，如向城镇迁移的人口不能享受平等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农村向城镇流动人口「青出老回」现象将无法避免，从而阻碍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

因此，通过持续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推进城镇化进程，确保进城务工农民真正在城市「生根」，在居住、社保、教育、医疗等方面与城市居民同权，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国城市化进程才能迈入正常轨道。而这种城乡流动亦有助于农村土地等要素资源重组，吸引更多资本和城市人员进入农村，进而发展现代农业，反推乡村振兴，形成良性循环。

三、产业驱动

产业驱动可谓中国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将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发展基石：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可谓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实现村镇集约发展，实施产业驱动下的质量兴农战略，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均是乡村振兴的题中要义。

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城市周围蕴藏着对高质量农产品的旺盛需求。推动产业兴农，从城市周边突破，提高农产品供给水平，提升农村收入水平，均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四、制度革新

中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亦不可或缺。

破除体制机制弊端，通过优化配置乡村资源，逐步打破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壁垒，推动乡村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从而构建缓解乡村矛盾、缩小差距、实现协调、共同发展的制度体系。

与此同时，发挥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启动主体、启动要素、启动市场，破除一切束缚农民手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均势在必行。

欲消除城乡二元体制以及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农村脱贫致富建立长效机制，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扩大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范围，当为首务。

土地要素动态合理配置，需要建立城乡统一市场，进行土地用途合理管制，使农村各类土地资源顺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人口流动迁移、工业化进程、人口城市化、城乡融合发展等要求，不断优化再配置。

新土地产权改革如可真枪实弹推进，将令乡村振兴打开新天地，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亦可获添新动力。

五、 拓新空间

提振乡村，绝非停止推进城镇化，亦非对立城乡发展。

推进乡村振兴，正是在扩大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新空间。建设新城镇和新农村，转移城市人口密集地区、不宜生活发展地区的农村和农业人口向新扩展的发展空间转移，形成劳动力供给和新市场需求，扩大做优新农村和现代农业增量。

在拓阔新空间的同时，中国乡村产业发展基础薄弱，唯有找准独特优势，避免同质化竞争，才能增强乡村产业与产品核心竞争力。中国新一轮乡村振兴，唯有从「新」出发，并找准方向，方能天地无限，拓写中国经济发展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