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庞建国

拜登上任之后美中关系未见缓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需要把中国大陆构建成一个强大的对手乃至于敌人，以便化解内部冲突。用敌我矛盾来转移内部矛盾，已经成为拜登施政的主要手法。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和中国大陆的关系并未如许多人原先预期的趋于缓和，反而变得更加紧张对立。他在今年2月4日发表就任后首场外交政策演讲时就宣称，中国大陆是美国「最难缠的竞争对手」，并表示：「我们将对抗中国经济滥权行为，反制其侵略胁迫行径，并就中国对人权、知识产权与全球治理的侵袭作出反击。」

拜登政府对华鹰派当家

拜登任命的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以及国防部长奥斯汀都在对华政策上采取鹰派立场。布林肯在今年1月19日美国参议院举行任命听证会的时候，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代国务卿蓬佩奥的说法，说北京治理新疆的政策是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这当然是夸张的妖魔化形容，可是，布林肯坚持不改。奥斯汀在任命听证会上也说：「我了解在全球范围内亚洲必须是我们的重点，我尤其看到中国是国防部一个不断增长的挑战。」

1984年由美国国会成立的美国和平研究所在1月29日照往例邀请前任白宫国安顾问欧布莱恩与苏利文进行对谈，象征国安事务的交棒与传承。苏利文在对谈中表示，面对中国挑战，全美政府上下对外须传达清楚且一致讯息，并准备好采取行动，让中国为新疆、香港作为，以及对台湾的威胁恫吓与好战姿态付出代价。

所以，在外交、国防和国家安全事务上，美中之间在可见的未来不会平静和谐，难免龃龉紧张。追根究底，这种情势一方面反映了国际霸权体系中老大要遏制老二崛起的结构性冲突，另一方面，其实是因为拜登政府需要一个敌人来化解内部矛盾，凝聚朝野共识。我们可以说，用敌我矛盾来转移内部矛盾，已经成为拜登政府处理美中关系和对内施政的主要手法。

美国有着四重内部矛盾

美国有什么样的内部矛盾，美国的内部矛盾基本表现在族群、城乡、阶级和政党四方面。首先，谈族群。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曾经自诩为「种族大熔炉」，但主要是描绘欧洲裔的白人，而不及于其他族裔。事实上，从1619年第一批黑人奴隶被贩运到美国开始，四百年来，非洲裔、亚洲裔和拉丁裔的民众并没有和欧洲裔的民众有足够的融合，而是呈现着居住地点相互隔离和经济地位有落差的情况。

其次，谈城乡。受到产业发展和移民轨迹的影响，美国的少数族裔，特别是黑人，大多数居住在东西两岸和南方的城市，他们聚居的处所通常是比较破落的地段，公共设施、教育环境较差，和白人小区有着明显区隔。如此的居住隔离让少数族裔无法获得和白人小区同样的生活机遇，只能够在社会底层讨生活。

再者，谈阶级。在少数族裔当中，除了亚裔有着靠读书往上爬的文化传统，得以获得较多向上流动的机会之外，居住隔离、肤色差异和家庭背景让非裔和拉丁裔的民众教育程度和工作收入较低、失业率较高，经济上落入弱势，经常受到歧视。同时，美国高科技产业和传统产业的K型发展走势，则让许多传统产业城市和乡村地区的白人产生了相对剥夺感。

拜登需要构建外部敌人来转移内部矛盾

最后，谈政党。以上族群、城乡和阶级的差异彼此迭加或相互排斥，就形成了美国认同政治对立的两个群体，分别成为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支持者。一边是白人为主的群体，居住在乡村或传统产业为主的城市，族群上偏向白人至上主义，在移民、性别、宗教、社会福利和环境议题上采取保守态度；另外一边是部份白人加上少数族裔，居住在高科技产业较兴盛的城市，在族群上偏向多元主义，在移民、性别、宗教、社会福利和环境议题上采取开明态度。

这两个群体的对立情绪，被特朗普竞选和当政的手法大肆挑起，让美国沦为一个分裂的社会，更进一步演变为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严重的党际争执，成了拜登施政上的大麻烦。为了转移这种矛盾，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拿中国大陆当箭靶，构建外来威胁，以压制中国大陆这个共同敌人作为争取共和党国会议员的主要要求，包括对他提出的2.3万亿美元基础建设计划的支持。

于是，我们看到拜登政府展开了一连串和中国大陆过不去的政策措施，包括继续推进特朗普启动的「印太战略」，维持中国大陆产品的进口关税，扩大对科技产业交易往来的限制，串联欧洲国家在人权议题上向中国大陆施压等等。当然，免不了地要大打「台湾牌」，推出各种「挺台」、「友台」的法案与措施，提升美台之间往来互动的层级，宣示强化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逐步逼进「一个中国」原则的红线。

蔡英文当局需要趋吉避凶的起码智慧

对于美国往「挺台抗中」倾斜，台湾的民进党政府是喜出望外、热切迎合，不过，许多专家指出，台湾自甘作为美国打代理人战争的马前卒，实非明智之举。拜登固然把台湾纳入了围堵中国大战略的一环，但保卫台湾并非美国的核心利益，拜登可不希望用美中发生战争来移转内部矛盾；相对的，国家统一却是中国大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要完成的历史任务，民进党如果过分地「联美抗中」，两岸关系从可商量的内部矛盾变成了不可并立的敌我矛盾，台湾危矣！我们只能祈祷蔡英文当局还有点儿趋吉避凶的起码智慧。

本文作者为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