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招嘉

作为一名学者，一位老师，刘雨珍多年来都在通过个人的研究和对学生的培育努力促进东亚文化交流。「我们与日韩学者一起探讨东亚文化的相互理解，推进东亚文学文化研究的深入，这是在学界促进东亚团结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刘雨珍，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日本研究院兼职教授，兼任东亚比较文化国际会议中国分会会长、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等，是内地知名中日比较文学、东亚文化交流史学者。他曾师从中日比较文学大师中西进教授，着有《中日文学与文化交流史研究》《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日本政法考察记》等。

作为一名学者，一位老师，刘雨珍多年来都在通过个人的研究和对学生的培育努力促进东亚文化交流。「我们与日韩学者一起探讨东亚文化的相互理解，推进东亚文学文化研究的深入，这是在学界促进东亚团结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自小聪慧　偶学日语

刘雨珍出生于赣东北的上饶市万年县，6岁不到便进入小学学习。1980年，刘雨珍考入县重点高中，未满14岁的他成为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正是在那个班里，他遇到第一位改变自己命运的老师──上海知青徐方启。

在刘雨珍眼里，这位来自上海的年轻老师是个厉害的人物，师范出身，音乐了得，还自学了日语。徐方启曾向校长建议，将高中文科班的外语由英语改为日语，以求让更多孩子考上好大学。他的建议获得校方批准，后来徐方启又成立了一个课外日语兴趣小组，放学后给对日语感兴趣的孩子开小灶，刘雨珍就是其中一员。

实际上，刘雨珍少年时对日本的印象并不太好，与许多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人一样，他对日本的认识大多来源于《地道战》《地雷战》等抗日电影。但随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日两国关系出现极大缓和，老百姓对日本的态度渐趋友好。因此，当听说徐方启要创建课外日语兴趣小组时，刘雨珍自愿报了名，家人也没有反对。

就这样，刘雨珍开始专心学习日语，听说读写译等基础训练是兴趣小组的日常。徐方启将所接触到的国外创造学理论融入日语教学之中，不断激发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平日里，老师会从日本儿童文学作家山中恒的小说中抽出部份内容让刘雨珍他们试译；寒暑假徐老师回上海时，刘雨珍就用日语与老师作书信交流。通过将日语学习融入日常生活的方式，兴趣小组的学生们都对日语有了不俗的掌握。刘雨珍形容这段经历为「师生相互成就」，徐方启后来赴日留学，成为创造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而刘雨珍等兴趣班的孩子都考上了国内名校。

「如果不是学日语，我们可能考不到这么好的学校。」时至今日，刘雨珍依然对徐老师充满感激。1983年，16岁的刘雨珍以江西省高考日语状元的身份考入了以文科著称的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

大师引导开启文化研究

怀揣一本已经背得滚瓜烂熟的日汉词典，刘雨珍走进了大学校园。当时恰逢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巨大，刘雨珍对这个学习机会十分珍惜。

杭州的靓丽风景吸引了许多外国游客前来游览。为了练习日语，在杭州读书期间，只要周末有空，刘雨珍都会跑到校外给日本游客当免费导游。作为杭州地标式景点，西湖是每个旅行团必游之地。在上世纪80年代，西湖边上有许多文物店，刘雨珍带团时发现，日本人很喜欢到文物店去逛，最爱买诗词书画卷轴，尤其对唐诗挂轴情有独钟，这让他感受到日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受此启发，他觉得做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会很有前景。

1987年从杭大毕业后，刘雨珍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在那里，他遇到另一位改变他人生轨迹的老师——中日比较文学大师中西进教授。

中西进当了刘雨珍一年的班导师，并负责教授日本古典文学课。对于这个班里年龄最小，又是只身北上的学生，中西进分外关注。在短短的一年里，中西进不仅指导刘雨珍学习《万叶集》《源氏物语》等日本古典文学作品，还给刘雨珍细细分析语言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异同及其发展空间。

「我能走上中日文学文化研究的道路，应该感谢中西进教授。」对于这位恩师，刘雨珍充满感激。他至今还记得，1988年元旦，中西进教授把学生们叫到下榻的友谊宾馆，与其夫人和孩子一起玩「百人一首」游戏。这在日本是一个简单而传统的新年游戏，连中小学生都会玩，但对当时从未踏出过国门的刘雨珍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深入感受日本诗歌魅力的机会。

不久后，刘雨珍赴日交流，在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再续与中西进教授的师生情谊。在中西进的指导下，刘雨珍研习了诸多日本古籍，一步步走上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道路。

1997年，刘雨珍在日本神户大学文化学研究科拿到博士学位，准备回国。南开大学向其抛出了橄榄枝，中西进对刘雨珍说，南开大学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其对日本的研究在中国处于领先定位。就这样，刘雨珍毫不犹豫地来到南开。

「回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研究资料不够。」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与世界的连接远不及如今，书籍数据的传递也不太方便。为方便后续研究，刘雨珍回国时通过「燕京轮」运了十几箱书籍到天津。「后来发现这些专业书籍特别管用，我的学生们写论文找不到相关书籍，就上我研究室来找书。」

见证中日民众关系变化

如今，中日间人员往来、文化文学交流都比以往密切了很多。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东野圭吾等日本作家的作品在中国非常火爆，中国当代作家莫言的作品在日本也有不少读者。作为一名研究中日文学文化交流的学者，刘雨珍深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文化交流愈发密切。但从近几年民调看来，两国民众间的相互友好度并不高。他认为，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方面，二战后中国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款，但老一辈日本人都深知日本的侵略史实，因而过去对中国怀有赎罪感。而如今，日本教育体系中对这段历史的描述较少，年轻一代缺乏对历史的认识，赎罪感就更无从谈起。

另一方面，过去日本是亚洲经济的「雁头」，中国只是贫穷的邻国。出于对后进者的关心，刘雨珍初到日本时，身边的日本人都会主动向他提供帮助。但从2010年起，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并且差距越来越大，对于这样的变化，日本人需要一段时间来进行对华的心态调适。

同时，近些年日本社会总体的右倾化也降低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前后旅居日本15年的刘雨珍对此深有体会。日本媒体对涉及中国的报道倾向于报忧不报喜，民众对华好感度必然会受此影响。

这样的影响不仅在普通民众身上出现，在长期研究中日文学文化交流的日本学者身上也一样存在。刘雨珍认为，与中西进等老一辈中日文化学者相比，日本中青代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及对中国的友好程度已大不如前，像他与中西进之间情同父子般的情感现已鲜见，两国文化学者如今多是以合作为目的的伙伴关系。

对于这样的变化，刘雨珍颇有感触。「山川异域，风雨同天。毕竟东亚国家地缘相近、文化相通，中日间应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日本应当正视侵略战争期间的历史，中国也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学习日本的敬业精神、环保理念等。

以研究和教育推动东亚文化交流

作为一名中日文化交流史学者，多年来，刘雨珍一直在通过研究和教育推动东亚文化的交流与相互理解。早在博士期间他就参与了10卷本《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的撰写和翻译，后来还编译了《日本老兵忏悔录》，翻译了中西进教授所著的《万叶集与中国文化》，并编校了《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让更多人了解东亚多种方式文化交流的内容。

刘雨珍常常要求自己的硕博研究生「打通文史哲，学贯汉和洋。」他悉心栽培每一位学生，为学生取得的学术成就感到高兴，就连跟笔者的短暂交谈里也多次提到自己的得意门生。身为东亚比较文化国际会议中国分会会长、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刘雨珍不仅投身于东亚文化交流的研究，还利用其学术兼职组织比赛、指导学习，以提升中国的日语教育及日本学研究水平，为东亚各国学者交流搭建平台。今年秋天，刘雨珍就将在南开大学主办第15届东亚比较文化国际会议中国大会，邀请中日韩三国专家学者汇聚一堂。

其实，在刘雨珍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想法，他希望日后能静下心来，把1878年到1882年间中日韩三国外交官在东京留下的笔谈资料编撰成剧。笔谈，实际上就是三国外交官在东京会面时的书面交流方式，是对外交官们在外交、思想、文学、史学、学术、生活等方面的生动反映，其背后的许多故事都反映了当时三国交流的真实状况。刘雨珍相信，东亚三国本就亲近，该剧若能写成，必将对东亚文化交流推广起到促进作用，进而促进东亚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