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小提琴教育家方放（上）

☉文/莫利亚  镜报纽约分社社长

我与小提琴演奏家方放相识在纽约42街地铁站，这里是纽约地下交通枢纽，有多条地铁线路24小时在此停靠换乘呼啸而过，站台上和走廊里总有不同族裔的音乐人操着不同乐器演奏。让行色匆匆的纽约客有一丝听觉享受，一旦听到技艺高超的演奏或自己喜爱的乐曲，不少人会驻足聆听、与演奏者交流。一天我在站台等待换车，一阵悦耳的小提琴声传来，听得出，演奏者不是泛泛之辈，循声望去，是位长相憨厚的华裔青年，虽然琴声不时淹没在地铁的轰鸣中，他还是心无旁骛，像站在舞台上一样专心拉琴。一曲终了，我过去与他交谈，他有一个十分好记的名字姓方名放—方放，我要了他的联络电话。不久纽约侨界举办一场隆重的大型宴会，我向主办者推荐请他在宴会上演奏。当晚方放一曲荡气回肠的《梁祝》获得上千来宾的热烈掌声。随后他逐渐转向一对一传授小提琴演奏技巧为业。一晃20多年过去了，至今，他已教了100多个4岁到20岁的学生；他自己也磨炼成专教小提琴的行家里手，跻身于当代小提琴家和名副其实的小提琴教育家的行列。他的成长过程，充满着机遇和传奇，且听他娓娓道来。

莫：方放，你怎么会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并且奠定扎实根基的？请谈谈你的经历。

方：1958年2月23日，我出生在北京的一个著名音乐家家庭，父亲方国庆是北京中央乐团交响乐队首席定音鼓，曾是第一届中国打击乐协会会长，他精通多种乐器；母亲许健音是生物化学领域的研究人员，70年代末她领导一个小组，研发了国内肝炎丙种球蛋白B型肝炎针剂预防疫苗。

我出生两年后，也是我嗷嗷待哺亟需营养的阶段，中国进入缺吃少穿的生活困难时期，人们普遍营养不良。这时我爸所在的乐团给打击乐声部演奏员每人每天发给半磅牛奶，当时，牛奶可是稀罕物品，我爸自己不舍得喝，小心翼翼拿回家喂我喝，我靠着这份特殊享受度过幼儿阶段。懂事后听说这段经历，我忍不住热泪盈眶。

受生活环境所赐，我四岁开始跟周广仁老师学习钢琴，先学音乐感觉，再去练琴。我爸要求我每弹一遍曲子要在白纸上写一划，弹五遍就写成了一个「正」字，这是我父亲要我每天必须完成的功课。我的耳朵训练得很好，爸爸在钢琴上弹八个音十个音，我都一一说出音高来。

莫：父亲如何影响你的成长轨迹？

方：1962年间，爸爸经常带我去北海公园听中央乐团交响乐队的星期音乐会。由李德伦先生和韩中杰先生指挥的外国交响乐，引人入胜；独奏独唱小组的节目很好看；我爸的木琴独奏广东音乐《旱天雷》，莫扎特的《土尔其进行曲》，哈恰图良的《马刀舞》和他的手风琴与弦乐队合奏的《花儿与少年》。这些乐曲让我欢快，会跟着节奏手舞足蹈；女高音独唱有刘淑芳阿姨演唱的印度尼西亚歌曲《宝贝》，花腔女高音孙佳馨阿姨演唱的《夜莺》。这两位阿姨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女高音歌唱家，她们的演唱赢得掌声最多。她们演唱时都由我爸担任钢琴伴奏，叔叔阿姨都称赞我爸是「多面手」。台上的演出让我听得入神，台下的掌声让我热血沸腾。

「四清」运动开始，我父亲和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的母亲都下乡劳动去了，我的钢琴学习也就停了。紧接着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全国上下搅得天翻地覆。在文化领域，八个样板戏占领了整个中国的文艺阵地，其它文艺形式一律偃旗息鼓，但掐不灭我心中已经点燃的音乐火苗。在形势驱使下，我开始自学拉京胡，还跟着李玉和「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的调子唱。我爸妈坚决反对我拉京胡，强调说：你为什么不拉小提琴，小提琴是四根弦，京胡才两根弦……

我去刘奇叔叔那里借了一把3/4的小提琴，找朱信人老师（他是我爸爸在常州国立音专少年班的同学，后任中央乐团副团长）学习小提琴，第一首曲子拉的是《东方红》，接着换了一个调拉还是《东方红》，反反复复地拉。朱信人老师用他的老师编写的教材教我。他的老师是犹太人，是上世纪40年代从德国来到上海的小提琴家。我学了半年，进步很快，朱老师说，我教不了你了。就换了张志勤老师教我。张志勤老师是张志新烈士的妹妹，她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师从谭舒真先生。什么音阶啦，左手换把啦，装饰音啦，揉弦啦，对音啦，右手长弓啦，短弓啦，弓的分配和弓的换弦等等小提琴演奏技巧学了个遍。后来，张老师搬家了，爸爸又找上世纪50年代从罗马尼亚学成回国的赵维俭老师教我，他教了我半年，教得很细致，半点马虎都不行；他还用自己编的教材给我拉，除了能解决技术问题，还挺好听的。后来他从中央乐团调到中央音乐学院搞教学工作。再就是许述惠老师，他早年在哈尔滨跟一位俄裔犹太大师学琴，许老师是一位很全面的老师，也是一位负责任的老师，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我跟许老师学很对路子。期间，我爸还请盛中国老师，林耀基教授教了我几节课，使我受益匪浅。学琴过程中，我拉得最多的是小提琴练习曲。当时，传世的小提琴名曲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成为禁地，谁也不敢碰。所以我曲子拉得很少。我爸看着我练琴有两年，督促很严：他十分注重音准，节奏和音色，要求我拉得「匀，准，美」，一点不能含糊。我先后跟不同的老师学琴，把他们的要求都学到了，就像蜜蜂采蜜一样，汲取各家所长，不断充实自己。

莫：你曾在总政歌舞团拉小提琴，你是如何进入该团的？在该团又有哪些历练？

方：我16岁那年由总政歌剧团提琴教师许斐平的哥哥许斐尼介绍，我通过两轮考试，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录取。从此，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要像军人一样地严格要求自己，早起军训，接着排练，演出，政治学习等等，一样不落。演出后还要帮舞美队搬道具，道具上面写着「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在团里我找到一个仓库房，地方僻静，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去那里练琴，比隔壁跳舞队练早功的学员还要早。当兵是不许谈恋爱的，转正当干部了才能谈恋爱，这样可以让我专心练琴。我们经常去人民大会堂演出、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为影片配乐。在全军第四次汇演中，我荣获师级嘉奖一次。1981年，我被提升为连级干部。

莫：那你怎么又突然离开总政歌舞团，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深造？在上音有什么收获？

方：1977年邓小平主席提出「改革开放，择优录取」，团里为提高专业水平，乐队领导徐新老师和李秀慧老师推荐我和另外两人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我们是带着军籍带着工资上大学的。

在上海音乐学院日子里，我们是非常开心的，收获也很大。盛中华、窦立勋、袁培文等名家先后任我们的主课老师。室内乐老师是丁芷诺。除了主课，还有许多必修的副科，如：室内乐、乐理、民歌、钢琴、和声、作品分析、外语、党史，还要学军。体育课踢足球，那是为避开可能伤及手部的运动项目，我踢后卫，不谦虚地说，来球我一定会把球怼到前锋那儿去。

学习进入到第四年，我和咪咪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相识了，我们经常在一起，一起去听作曲课，一起进出食堂，就这样，我们相爱了。我是连级干部，可以谈恋爱的。她提议我们一起去杭州玩。我们去了之后，才发现杭州是一个那么美丽的城市。谈恋爱的滋味是甜蜜的。

1982年寒假，我在中央乐团排练厅开了一场学习汇报音乐会，实际上是考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听众来了三百多人。我演奏了法郎克的A大调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圣桑的《音乐会圆舞曲》、德沃夏克小提琴协奏曲小提琴独奏。我的演奏分别由咪咪、李宝琼老师、崔世光老师为我弹钢琴伴奏，汇报音乐会听众反应热烈。

那时候，上音要去美国的学生特别多。受出国潮影响，我和咪咪也策划去美国留学的事情。很快一年就过去了，我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中央乐团工作，而她读的作曲系是五年制，比我们管弦系多了一年，我们只好分开了。

当时，我一边在北京工作，一边学英文。我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咪咪同志，我要去瑞士留学了，我们俩就分手吧。她回信很冷静，跟我说我们吹了没关系，我们还是朋友。后来，她跟一位瑞典人结了婚。

莫：上音毕业后你被分配到中央乐团，那可是中国顶级的乐团，在那里你又经历了什么？

方：北京中央乐团里的工作很多，但很有规律，每天有排练，每周末有演出；我还是弦乐四重奏成员，我拉一提琴，简勤拉二提琴，赵宇拉中提琴，黄远泽拉大提琴。经常拉的是莫扎特的第23首四重奏，德沃夏克的「美国」四重奏等等。要想拉好小提琴，拉重奏是必须的。因为拉重奏的人对室内乐的所有曲目都要熟悉。我们先后去清华，北大等院校演出了五十多场，每到一处，先由中央乐团乐队贝斯大提琴手宁德厚老师讲弦乐四重奏的来历，再介绍曲子的来历，便于听众理解，也是「文革」暌违多年后普及交响乐的一种手段。当时每人的出场费不多不少人民币五元整。

那段时间，我在外面交了许多来看演出的中外朋友。1984年，我在上海音乐厅认识了荷兰阿姆斯特丹室内乐团的二双簧管手玛丽昂和她的朋友海迪。海迪在瑞士苏黎士交响乐团拉第一提琴。当年我在她俩的帮助下，得到两年全奖奖学金，去瑞士鲁塞恩音乐学院跟巴姆加特纳大师（Maestro Rudolf Baumgartner）上大课，跟古尼（Prof. Gunnars larsens）上个别课，每天练八，九个小时小提琴。我练的曲子要比老师给的东西还要难，比如，我每天练习帕格尼尼的24首随想曲，保持技巧，这样才能回老师的课。上大课时，同学们都笑我——因为我听懂了不少巴姆加特纳先生的瑞士德语（古德语）。在瑞士鲁塞恩的时候，一次，我要在当地华人的春节联欢会上演出，开始练习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演出效果很好，观众在异国他乡过中国传统农历新年，听到百听不厌的旋律，重温百听不厌的故事，反响非常热烈。后来又要在瑞士苏黎士的春节晚会上演出，我驾轻就熟，选的还是《梁祝》！拉《梁祝》，其实我是自己教自己，在上海音乐学院听俞丽拿老师表演多次了，心中有数。虽然曲子早已烂熟于心，我的习惯是在正式演出前几天要反复练，找新的灵感，扣每一个细节。一天，我练琴时，隔壁邻居Zeller老太过来问这是什么曲子，她说这辈子第一次听中国乐曲，连声说好听，好听。我告诉她这曲子描写的是一个中国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在女子不能上学读书的时代，豆蔻年华的少女祝英台女扮男装离家求学，遇到青年才俊梁山伯，他们一起读书，一起生活，相处融洽，始终以兄弟相称。其实此时情窦初开的祝英台已深深爱上了梁山伯，但她一直没有暴露自己是女儿身。后来祝英台的父亲以身染重病为由把英台骗回家，要她嫁人。英台离开学校后，梁山伯从师母那里得知祝英台是女的，而且等待梁去她家求婚。当梁如梦初醒，满怀幸福期望来到祝府时，得知英台已被她父亲逼迫许配马家，不久就要完婚，一切已无法挽回。梁山伯受此打击一病不起，不久气绝身亡。祝英台成婚之日，英台的父亲答应女儿唯一要求：车轿必须经过梁山伯墓地。祝英台在梁山伯墓前哭祭完毕，一头撞向墓碑，此时一阵闪电雷鸣，坟墓突然裂开，英台跃入墓中，须臾，梁祝二人化作一对蝴蝶，冲出坟墓，自由自在地在蓝天翩翩飞舞。曲名《梁祝》就是取男女主人姓氏命名的。Zeller太太听完这凄美故事，十分激动，立即把Zeller先生也叫了过来，要我复述了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恳求我给他们演奏。我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让他们听了个够，老两口再三感谢，赞口不绝，满意而归。

我还参加了由巴姆加特纳亲自指挥的非常着 名的「鲁塞恩节日弦乐团」（Festival Strings Lucerne）到东德、西德和奥地利演出多次。1983年该团作了远东之旅，访问了日本和中国。我高兴地在北京见到了巴姆加特纳夫妇包括乐队秘书 Mia Niederoest，古尼及全队人马。（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