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萧史

随着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相关程序启动，香港三场重要选举暨选举委员会选举、立法会选举、行政长官选举正式拉开帷幕。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年多以后，这三场选举不仅是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相关措施的具体实践，更是香港「大乱」之后能否实现「大治」的关键，众所期待。

划红线并非搞「清一色」

「进入特别行政区管治架构的人都必须是爱国爱港者，绝不容许任何一个反中乱港分子通过任何途径和方式混进特别行政区管治架构，变成管治者。」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的这番话，毫无疑问是给香港新一届管治团队的选举划下了红线。

但是，「爱国爱港者」作为香港选举的题中之义，却并不意味着「清一色」。正如特首林郑月娥所述，泛民主派人士在新的制度下其实仍然可以参选，因为当中不少人「都是爱国者」。实际上，从某种角度而言，厘清「爱国爱港者」，也为温和民主派或中间派能够理直气壮地参与选举开辟了新的空间。

曾几何时，香港政治光谱远非目前的明显两极化。无论是香港回归谈判还是香港基本法的草拟，乃至对香港政改的推动，温和民主派或中间派都曾发挥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政治矛盾的激化，尤其是在2013年「占中」倡议被提出以后，从2014年延宕79天的「占中」到2019年「修例风波」，泛民主派中的温和理性声音逐渐被挤压，空间越来越窄。发展到最后，但凡主张理性务实、避免暴力激进手段的温和派或中间派，皆被激进民主派或本土派打上「投共」等标签，部份人士自此或心灰意冷或偃旗息鼓退出政坛，部份人士为选票计只能随波逐流。

时至今日，事实证明激进路线已无路可走，泛民也必须重新思考自身定位。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曾明确表示，不能将「反中乱港分子」，与反对派特别是泛民简单划等号，泛民中也有爱国者，这些人将来仍可依法参选和当选。这说明，中央对泛民仍有期待，也在为泛民创造空间。无论是为香港市民计还是自身计，泛民都需要慎重思量。

如果真像有人所主张的全体抵制选举，那么泛民就是在主动放弃体制内发声的重要平台，也将失去体制内的资源，更是将自己的选民基础弃之不顾，既不利于自身长远发展，也不利于为香港经济民生和民主政改发声。然而，泛民要回归「和理非」的初心，也并非那么简单，至少要与「黑暴」、「港独」、「揽炒」、外部势力等进行清晰切割。否则，如果只是「假意扮真心」，即便「入闸」，也不可能走得长远。

惠民生要有真才干

德才兼备，既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对管治者的要求，也是西方选举制度对政治精英的要求，作为东西方文化融汇交流点的香港自然概莫能外。「爱国爱港者」固然是参选香港管治团队的必要条件，但真正德才兼备、有管治才干的坚定爱国者，才是推动香港实现良政善治所需要的治港人才。

「善于在治港实践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善于破解香港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善于为民众办实事，善于团结方方面面的力量，善于履职尽责」，这是中央对香港新一届管治团队提出的要求。它也充分说明，无论是中央还是香港市民，都希望在实现社会稳定之后，能够逐渐解决香港多年来积累的各种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问题。

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无论是楼价高企、贫富不均还是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年轻人就业压力大等，皆是香港多年沉屙。回归至今，从「自由行」到CEPA，从支持内地公司赴港上市到离岸人民币中心设立，从「一带一路」到粤港澳大湾区再到「十三五」、「十四五」规划，中央一直不遗余力地在助力香港试图加以解决。然而，无论是中央惠港政策的落实亦或特区政府的施政宏图，屡屡遭到政治争拗的掣肘：立法会的反复「拉布」，让攸关民生福祉的议题止步不前；愈演愈烈的街头政治和社会动荡，让香港错失一次又一次发展机遇。香港的经济民生最终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最近一年来，中央重拳出击，试图吹散萦绕香港的政治迷雾，以集中精力解决香港市民关心期盼的经济民生问题，而选出具备解决能力的新一届管治团队自然是其中关键。港人也希望看到新的选举办法能够选出有能力的人，即除了爱国爱港这一基本要求之外，也要有能力为香港解决深层次矛盾的问题。譬如众所周知的高楼价问题，既需要管治者有打破利益藩篱的勇气，也要有团结各方力量的智慧，更要有实实在在为普通民众代言的真心，以及将其付诸实践的能力和手段。

任重且道远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香港的各种沉屙旧疾也不可能只靠选出一届管治团队就能解决。

首先，贫富悬殊、阶层固化、分配不公等问题不是一天造成，也不可能短时间就能解决。例如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新冠疫情仍在肆虐、保守主义抬头等现实环境下，香港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需要时间。又如，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建设中的创新科技中心，香港的地位并非没有受到挑战。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的发展动力之源，这一过程，可能会有试错，也就需要有更多的包容。

其次，香港社会虽已渐趋稳定，但「黑暴」余毒未清。无论是孤狼式的袭警案，还是港大学生会评议会的声明，皆表明香港社会仍未对所谓「违法达义」「公民抗命」等蛊惑之言有清醒认知，过去被引导反共、反中的「民意」依然存在，短期内甚至可能更激进。这也就意味着香港亟待解决的远不止经济民生问题，还有思想、教育、媒体、文化等一系列棘手问题需要解决。这也不仅仅只是一两届管治团队将要面临的挑战，也需要各类专业人才和关心香港前途命运的有识之士长期共同努力，以实现香港的「人心回归」。

再次，身处中美博弈中心的香港需要更好的平衡之术。毋庸置疑，香港已经成为美国制衡中国的一张明牌，这一点无论是香港政商学界还是普通市民，都已有一定的认知。一方面，香港需要加快融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步伐，通过粤港澳大湾区等措施的具体落实来实现和展现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桥梁，香港依然是内地深化改革开放的桥头堡。由是观之，香港既要警惕大国博弈中的斗争因素，也要防止事事都以斗争为纲，影响自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