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一川

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钱乘旦获得过诸多荣誉。但他却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希望外界多关注他的学术研究而非个人生活。年逾七十的他，仍保持着年轻的心态，坚持为本科生授课，同时希望可以继续专注于研究，探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深刻问题。

钱乘旦，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作为中国研究英国史的泰斗级人物，钱乘旦主编出版多部重量级学术丛书，成就多个「中国首部」，获得学界认可。他也是中国最早介绍现代化理论的学者之一，提出的观点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钱乘旦获得过诸多荣誉。但他却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希望外界多关注他的学术研究而非个人生活。年逾七十的他，仍保持着年轻的心态，坚持为本科生授课，同时希望可以继续专注于研究，探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深刻问题。

对学习的强烈渴望

钱乘旦1949年生于江苏，童年在江苏常州和南京度过。1968年，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19岁的钱乘旦作为知识青年，前往苏北革命老区「上山下乡」。插队生活很艰苦，未来又希望渺茫，当时大多数知青已经放弃了读书，但钱乘旦不甘心就此沉沦，一直坚持阅读。那时能看的书很少，他「抓到哪本算哪本」，什么书都看，读不懂的书也强迫自己看，无意中为今后进入大学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时，钱乘旦虽处于封闭的中国，却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为了解外界，钱乘旦开始自学英语。没有课本，就用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和马恩选集，中英文对照着来学习。而马恩著作中的历史知识，使他对世界史产生兴趣，埋下了未来的种子。

1973年，钱乘旦参加高考，考入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能够进入大学学习，令他感到十分幸运，并珍惜这次机会。「文革期间，我们都被剥夺了去上大学的可能性，后来能再去读书，这个感觉好极了。」

文革中的经历使钱乘旦感叹，「现在年轻人的经历基本上是很顺利的。但是在年轻人自己看来，每个人都感到非常痛苦，有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曲折。这些东西，在我们看来，都是可以克服的。」

1978年，钱乘旦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就读研究生。他本来想继续学英语，但偶然在招生简章上看到了南大历史系的信息，突然感到自己似乎对历史更有兴趣，而且在乡下时也读了很多历史书，结果就考入了历史系。

在此期间，钱乘旦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蒋孟引。当年，蒋先生只有钱乘旦一个学生。两人在历史系初次相见，学生对老师说自己是被分配来的，老师便问他要不要跟着学英国史？学生说，「好！」老师说，「那你就好好学」。从此，钱乘旦便以英国史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那时文革刚刚结束，钱乘旦在蒋先生的鼓励下选择研究「英国议会改革」的课题。在当时的背景下，此课题仍是敏感且富有争议的。他回忆，「蒋老师鼓励我大胆去做，没有问题，只要把材料做实就可以了。」论文后来发表于核心期刊《世界历史》，这是该刊首次发表30岁以下学者的论文。钱乘旦深受恩师影响，蒋先生谦虚的人品、主张自由平等交流讨论的学术理念，令他受益颇深。

1985年，钱乘旦博士毕业，成为新中国首位世界史博士，并获得奖学金先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爱丁堡大学作博士后。毕业后，钱乘旦留在南京大学任教，从事英国史的研究。

历史学家的态度

钱乘旦认为，历史学家应秉持「求实务真」的治史态度。他说，「中国历史学的传统就是严谨的治学态度，我们的老师那一辈，一字一句都有根有据，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历史本身是实证，事实基础要扎实。」但他并不满足于搞清楚某个单独的历史事实，强调采用宏观历史的研究方法，厘清「事与事、人与人、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注重融会贯通的思考。

在他看来，体系是历史学研究的本质。历史学家的工作有三项：寻找史料、整理史料、书写历史。而体系就是贯穿三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史料是散乱的、碎片化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将他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史料挑选出来，梳理成「历史」。不同的学者对于史料有不同的判断和选择标准。体系为筛选史料提供标准，为书写制定框架。如果没有体系，史料永远只是「史料」，无法成为「历史」。

另一方面，文革的经历又使钱乘旦感到知识分子需要有社会责任感，不能为做学问而做学问，要有参与意识。因此，他研究历史的用意在于「以史为鉴」。在研究英国史之初，钱乘旦便认为中国可以从英国发展的历程中汲取经验，所以才侧重于研究英国的改革模式和现代化进程，以为中国的现代化标示方向。

这种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便是促进公共史学的传播。2003年，钱乘旦与著名世界史学家齐世荣教授一同为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讲解《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专题，掀起了内地各级党政机关对这段历史的学习热潮。在此背景下，中国央视于2006年推出纪录片《大国崛起》，向大众介绍15世纪以来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借鉴和参考。纪录片中的很多内容不为一般观众所知，片子播出后，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

作为该片唯一的学术指导，钱乘旦最初对于是否参与节目制作还有犹豫。他对自己的定位是「做学术的」，担心做得不伦不类，但觉得试一试也好，便同意与节目组合作。

钱乘旦认为，中国在公共史学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大国崛起》后虽然也产生了一些优秀的作品，但与西方国家相比较而言，还很不成熟。在西方，很多非常优秀的学者都会参与到公共史学的工作中去。但中国的公共史学作品，一是数量少，二是质量也不高。而且很多文艺作品经常戏说，甚至是瞎说。

通过公共史学让大众了解历史、提升全民历史知识水平是非常必要的。但民众得到的历史知识通常是碎片化的，难以形成整体的历史观。因此，钱乘旦提出，专业的史学工作者应引领公共史学的方向，从史学研究的本质出发，不仅要传播历史知识，也要传播历史的价值理念，避免本应严肃的历史变为全民娱乐。

著作等身

钱乘旦作为以英国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学者，主编出版《英国通史》（六卷）《英帝国史》（八卷）《英国社会转型研究》（已出九部）三套大型丛书，获得学界广泛肯定。

他认为，英国在人类历史上发挥了特殊作用，所以研究英国史也别具意义。「在世界各民族中，英国是对人类文明影响最显著的国家，体现着一种独特的英国发展方式。肇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政治史上，英国也别树一帜。中国知识分子最早关注的就是这个不列颠的国家，因为这个国家第一个打开了中国国门。」

修史不易，凝聚无数心血。三套丛书从不同角度向读者介绍了英国的历史。其中，《英国通史》举全国学者之力编纂十年，是中国首部多卷本英国通史。英国历史发展的特征是「和平、渐进、改革的方式」，这一观点贯穿全书。英国两方对立力量虽激烈冲突，但最后却彼此妥协，融合出新的存在。

《英帝国史》是中国学界首部完整的多卷本英帝国史。英帝国的历史和英国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变化几乎相同。英帝国殖民主义的本质从未改变，形式和表现却在不断变化，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面相。

钱乘旦带领学术团队，编纂历时二十年，方才完成此书。二十年前，钱乘旦便有意引导学生向这个方向发展，每个学生研究英帝国的一个阶段，为完成《英帝国史》一书奠定了基础。时光匆匆而逝，当年的学生已成长为各研究机构的骨干力量。「二十年的艰苦不言而喻，所幸的是，我们一直坚持了下来。」钱乘旦说。

《英国社会转型研究》丛书则以世界史上最早实现现代化转型的英国为研究对象，关注其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遇到的种种社会问题，为中国现代化作启迪，避免重蹈覆辙。以往对于现代化的研究集中于政治和经济领域，本书则另辟蹊径转而研究社会的转型发展。

「文明的回归」

钱乘旦是中国最早介绍现代化理论的学者之一，重新审视了英国和平变革的历程、将改革方式视为社会发展道路之一加以动态研究。他提出，改革是现代化转型的一种可能模式，世界近现代史的主线是现代化。

钱乘旦认为，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须完成三项任务，一是建立现代国家，二是发展现代经济，三是建设现代社会。建立现代国家是现代化的前提，发展现代经济是现代化的关键内容，建设现代社会则是现代化最艰巨的任务。现代化引发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现代化能否成功往往取决于社会现代化的完成与否。

随着亚洲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近年来关于「亚洲崛起」的声音不绝于耳。钱乘旦说，亚洲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份时间中，亚洲文明的发展程度是最高的。但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兴起，世界格局发生改变，西方成为世界的「中心」。古老的文明无法抵御西方冲击，蒙上殖民主义的阴影。在众多文明面对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现代化」运动在全球兴起。亚洲国家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以「现代化」为工具，迅速摆脱殖民统治，发展经济。古老文明因而获得新生，逐渐扭转西方霸权造成的文明间不平等的关系，形成了「文明的回归」。

亨廷顿曾提出「文明冲突」论，抱持「零和思维」，认定今后世界的主旋律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该理论实质上反映了「冷战」结束后西方的迷茫心态，属于地缘政治学的变种，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对此，钱乘旦主张换个思路，运用东方智慧，实现文明的「多赢」。广袤的世界容纳着多种多样的文明，现代化正塑造着多姿多彩的世界。东西方文明应携手共进，为解决全人类共同的问题贡献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