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渔樵夫

中国提出共富新战略，无疑将带来财政政策、分配制度和各方监管等一系列政策变革。值得注意的是，新发展阶段，中国决不能重走「大锅饭」老路，搞平均主义、均贫富甚至是「杀富济贫」。在做大经济蛋糕的同时，更应侧重于财富分配的平衡性，可以说，「效率与公平」将进入再平衡新时代。当此历史关口，中国巨轮惟有顺利转舵，驶入「共富新海域」，才能抵御风浪，摆脱疫情重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抵达安全地带。

从脱贫攻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南海再度锚定新发展目标──共同富裕。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首次提出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远景目标。

共富时代 大幕开启

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共富」再度成为会议焦点议题。是次会议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按照中南海设想，共富时代，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将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笔者认为，共富时代，将含括以下多重意涵：

其一：中国将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

其二：中国将加强对高收入规范和调节，通过收入分配政策调整和秩序整顿，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其三：中国将提高发展平衡性，增强城乡和区域发展平衡性，强化行业发展协调性。

其四：中国将把实现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其五：中国将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其六：共同富裕将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等特点，中国决策层应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

可预见的是，「共同富裕」将进入中国顶层规划和长期战略清单，贯穿于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和脉络之中。

五大挑战 横亘其前

北京观察家指出，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国发展中长期逻辑出现五大变化：一是从速度到安全，二是从效率到公平，三是从先富到共富，四是从侧重资本到保护劳动，五是从房地产和金融繁荣到科技和制造强国。近期一系列政策变革皆为注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路径为：允许一部份地区、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由此实现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自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开始进入下降信道，诸多结构性问题浮出水面。

事实上，如今共富取代先富，成为中南海战略主攻方向，实乃因应「百年变局」的战略性调整，实是时势所需。

挑战一：贫富差距拉大

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获得快速增长，经济增量升至全球次席，但随之而来的是，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日渐扩大。

数据显示，中国财富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599持续上升至2015年的0.711，随后有所缓和，降至2019年的0.697，但2020年疫情冲击下再度上升至0.704。2020年中国财富排名前1%居民占总财富的比例升至30.6%。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2019年，中国中等收入组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为19%，而高收入组收入增长29%。疫情之下，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居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差距在10倍以上。

据麦肯锡数据，截至2017年，中国奢侈品消费的88%来自家庭年收入超过30万元的群体，其余主要来自家庭年收入介于10万至30万元之间的群体。到2018年，贝恩调查显示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已经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1440亿美元）。

无论居民财富数据抑或消费数据，均揭示了当前中国存在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问题不容小觑。中国分配格局呈现出城乡差距显著、区域发展不均、行业垄断加剧、财富差距扩大之特征，而疫情对产业结构的非对称冲击，更加剧了分化速度。

挑战二：消费疲弱

当前中国经济疫后复苏，外需强于内需，制造强于消费。

官方数据显示，7月，中国CPI同比上涨1.0%，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处在复苏后期向衰退前期转换的中国经济，通缩下行压力逐步显现。其中问题的重点仍为需求端消费疲弱。

疫情之后，居民收入增速放缓，且全球疫情终结呈现较大不确定性，导致居民消费意愿下滑，消费复苏放缓。

消费增长，既是短期内保就业保民生的重要抓手，亦是中长期构建双循环格局提振经济的核心动力。

在此背景下，多策并举提高居民收入、提升消费意愿，已被频繁提上日程。但从当前情势观之，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收入差距过大，中高端消费过热，基础消费低迷，难以承载消费驱动的双循环格局，经济体难以顺利迈入大众消费时代。

有观点认为，中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低收入群体缺乏消费能力，市场潜力和优势无法发挥，中国经济增长或后继乏力。

挑战三：阶层固化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社会流动性加快。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民众社会流动性开始放缓、财富代际传递加强，机会不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凸显，贫困人口上升通道受阻。

寒门再难出贵子，机会不公对阶层的影响凸显：低收入群体翻身加入高收入群体的可能性在降低；相比于中间收入群体，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家庭的固化现象更为明显。

有调查显示，1996年至2014年，维持与父辈相等社会层级的子女占比46.5%，超过半数的子女（53.5%）与他们的父辈处于不同层级；实现跃升的有41.8%；下降的有11.7%。分城乡来看，城市流动性较乡村高，但实现跃升的乡村高于城市，39.8%的城市子女较父辈出现层级的跃升，42.6%的乡村子女较父辈发生跃升。其中，2012至2014年，家庭在收入分布中的相对位置保持相对不变的比例最高，穷人变富和富人变穷的难度都很大。

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家庭的固化现象更为明显。2010至2015年，根据调查子女与父母职业收入的关联性，得出当父辈是农民时，约47%的子女未来从事的职业仍是农民。当父辈是高技术人员时，其儿女从事与父辈相同职业占比43.2%。

有分析指出，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对减贫的边际弹性在降低。经过数十年城镇化发展，农村人口中剩余劳动力数量持续下降，剩余人口多为老弱病残等难以通过市场化手段增收的人群。农民工总量增速和外出农民工增速均降至1%以下。

在经济增长中枢整体下滑和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转移的情况下，劳动力流动、产业结构转型对于消除贫困的作用将在边际上减弱，从而造成分配差距改善的效果减弱。

对于社会发展核心力量──中青年群体而言，阶层固化下，「内卷」和「躺平」成为其人生关键词。由于竞争加剧，996、007司空见惯，更有大城市畸高房价助推碾压，而「内卷」挣扎无望后的「躺平」和「佛系」，则成为年轻人最后的吶喊和无声的抗议。

挑战四：风险升温

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阶段性特征，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社会利益关系日趋复杂，而此种分化已越来越成为发展「桎梏」，不仅不利于高质量发展，更不利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

观察家指，如在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社会财富总量大幅增加的同时，一部份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长期偏低，在社会财富这块「蛋糕」的分配中长期得不到应有的一块，其对收入分配状况的不满、对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不满，有可能转化为对政府的不满。

从财富占有差距来看，近年来，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财富总量大幅度增加，但另一方面，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不均问题却如影随形。

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结构，是最为稳定与和谐的社会结构。但随着中国经济增速中枢不断下移，中低收入群体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收益更不确定，社会群体间贫富差距大、利差拉大，当局所需做的调高和托底的工作陡增，社会稳定基础将无疑面临冲击与威胁。

挑战五：中等收入陷阱

2006年，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先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人均GDP在4000美元—12700美元的阶段)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

于中国而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点在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国有14亿人口，目前只有4亿人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还有9.64亿人口，每个月的收入不到2000块钱，其中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不到1000块钱，两极分化严重。

中国欲实现彻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发展驱动力就必须进行转型，而在转型过程中，无疑需要更公平发展：提升全社会每一个微观主体的发展欲望，激发创新活力，最终实现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

三箭齐发 行稳致远

当前，中国正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面对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欲打牢长期执政基础，共富是题中之义。笔者以为，共富时代，需三箭齐发，方能行稳致远。

其一：做大蛋糕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其中包括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十四五」结束时，中国人均GDP可达13000美元到14000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而实现上述目标，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增长可谓势在必行。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做大蛋糕，无疑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惟其如此，中国才能在稳定现有中等收入群体的同时，让更多的中低收入者成为中等收入者。如无强大物质条件，共同富裕无疑将变成「沙滩大厦」「水月镜花」，无以附丽。

其二：切好蛋糕

切好蛋糕，亦是达至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

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特别是近期被重点提及的「三次分配」，有别于前两者，主要由高收入人群在自愿基础上，以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分配，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有利于缩小社会差距，实现更合理收入分配。而随着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三次分配占比亦将发生明显变化。

较发达国家而言，中国慈善捐赠数量仍然偏低。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2019年中国慈善捐助报告》，2019年中国实物和现金捐赠共计1509亿元，约占GDP的0.15%，为美国的十四分之一。

此外，中国捐款中约40%来自个人，其他则来自公司和基金会。美国则有超过75%的捐赠是来自个人，反映中国公众慈善意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其三、加速社会流动

中国历史上的流动，主要是横向流动，如农民工从原来务农转移到非农产业、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沿海地区等。目前，中国经济降速换挡，劳动力流动显著放慢，社会性流动易变成零和博弈，当此时刻，更应关注向上的纵向流动。

中南海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核心就是加速社会流动。中国决策层应将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紧密结合，在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推出系列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重要举措，包括教育和医疗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

这其中包括：针对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存在不平衡问题，通过乡村振兴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差异，畅通农民工外出就业管道等战略性政策，推动共同富裕，同时带动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此外，降低房地产、金融、教育、互联网等行业利润和垄断，以及改变旧发展模式对民生和实体经济形成的长期挤压，加码发展制造业、硬科技、实体经济、新能源、新基建等，亦将加速社会流动。

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则应更加侧重均等化，建立对省级政府统筹的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考核机制，避免支出结构「重城轻农」，提高全社会保障水平。

当前，中国发展取向正朝「两个转向」调适──由注重效率转向更加注重公平、由强调先富转向更加强调共富。正如邓小平所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

中国提出共富新战略，无疑将带来财政政策、分配制度和各方监管等一系列政策变革。值得注意的是，新发展阶段，中国决不能重走「大锅饭」老路，搞平均主义、均贫富甚至是「杀富济贫」。在做大经济蛋糕的同时，更应侧重于财富分配的平衡性，可以说，「效率与公平」将进入再平衡新时代。

高质量发展时代，实现共富既是中国社会维稳和巩固长期执政基础的政策要求，亦是经济顺利复苏乃至转型升级的内生要求。当此历史关口，中国巨轮惟有顺利转舵，驶入「共富新海域」，才能抵御风浪，摆脱疫情重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抵达安全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