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瞻

当前，中国市场迎来监管强震，多家知名企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与此同时，「共同富裕」的表述频频出现在中国高层的话语表达之中，一度引发外界「杀富济贫」的误读。其实，从具体监管案例入手不难看出，当前中国对于市场的监管绝非是「杀富济贫」。相反，及时有效地厘清权力和资本之间的界限，对于铺就共富之路尤为重要。

近期，中国多家知名企业频频遭遇监管重拳，或因涉嫌贪腐问题，或因债务缠身面临破产重组，或因数据安全赴海外上市受阻，引发外界猜测不断。

具体观之，有「国酒」之称的茅台企业，原「一把手」袁仁国因受贿，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曾一度资产膨胀至万亿的海航集团，其董事长陈峰、首席执行官谭向东因涉嫌违法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以房地产起家的行业巨头恒大在债务危机中风雨飘摇，其掌门人许家印亦是传闻风波不断。再往前追溯，中国第一大网约车公司滴滴出行赴美上市后遭遇监管处罚，对于数据安全的担忧引发中概股境外上市强震。

与此同时，中国高层会议和领导人公开讲话中，对于「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的表述频频出现，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对此，有海外观察者将中国对企业的监管和实现共同富裕相联系，进而得出「杀富济贫」的政策解读。

其实，中国高层对于此类误读已有明确表态，比如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在新闻发布会上直言不讳，「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是共同奋斗。要鼓励勤劳致富、创新致富，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不搞『杀富济贫』。」

不过，尽管有来自高层正本清源的表态，但此类政策误读形成的土壤却不得不令人反思。外界面对企业遭遇的监管强震，进而质疑共富之路的方向，其本质或许在于未能厘清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企业在违背市场原则之时需要有来自公权力的约束予以管辖，而推动共同富裕既需要来自市场无形的手，也需要来自政府有形的手，二者之间既非「劫富济贫」，更非「杀鸡取卵」。

值得一提的是，民众对于共同富裕的渴求还有更深一层的期待，反对利用权力获取不合理的资源分配致富。梳理近期各大企业面临的风波，虽然具体原因不同，但或多或少可以发现其中权力寻租的影子，这也许是造成外界对共同富裕之路产生疑虑的又一原因所在。

负债累累 市场监管失灵

目前，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深陷负债困境，背负着约两万亿元人民币的债务，被普遍认为公司有很大的违约风险。对此，有媒体评论指出，恒大可能已给中国传统商业模式带来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威胁。

多年来，恒大靠大量举债、大笔支出实现了巨额销售，尽管公司的债务不断增长。现在，评级公司和投资者认为恒大存在严重的违约风险，其债务规模之大令世界各地的股市不安。与此同时，中国的房地产所有者和政策制定者也对此感到担忧，将面临恒大可能违约所导致的后果。接二连三的恒大负面消息已在市场上引发了恐慌，人们对公司一旦倒闭可能对国内经济（以及中国境外）造成的影响感到担忧。

恒大的前车之鉴或许正是同样大肆举债经营的海航集团。在外界看来，海航集团已成为中国首批拥有强大政治背景的民营企业集团异军突起和滥花钱的象征。它收购了希尔顿酒店、德意志银行、维珍澳大利亚等公司的大量股份，鼎盛时期曾在全球雇用了40万名员工。在杠杆收购「买买买」中膨胀到万亿资产的「海航系」，2017年夏天突然遭遇流动性危机，以至于在2020年资不抵债只能走向破产重整。

而近期，海航董事长陈峰、CEO谭向东因涉嫌违法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有媒体披露海航高管家族的裙带交易早已为此埋下定时炸弹，无论是陈峰还是三年前意外去世的前董事长王健，都有亲属控制或参与的公司获得了大量海航的商业合同，涵盖飞机和航材采购、房地产、信息化、广告等业务。

海航、恒大等中国大型企业在短时间内大规模扩张，继而又快速面临财务崩溃的危险，成为市场中典型的「灰犀牛」事件。这一过程中，外界既能看到资本快速无序扩张对市场正常秩序造成的冲击，更能看到监管缺位带来的机制漏洞是如何进一步助推企业的野蛮生长。

权力寻租 贪腐屡禁不止

近期，茅台原「一把手」袁仁国、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原副总经理曹耀峰、神华宁煤集团原董事长王俭相继被查引发相关领域国有企业震动。细窥案件经过，官商勾结的权力寻租可谓是这一连串案件背后的相同点。

以袁仁国案件为例，据法院审理披露，1994年至2018年，袁仁国先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获得茅台酒经销权、分户经销、增加茅台酒供应量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29亿余元人民币。

作为中国最大白酒企业茅台集团、上市公司贵州茅台的原董事长，袁仁国2011年成为茅台的「一把手」，2018年5月突然卸任。一年后的2019年5月，袁仁国被「双开」；同年9月，贵阳市中级法院一审开庭审理了袁仁国受贿一案，确认其涉案时间长达24年。

据中国内地媒体报道，袁仁国的系列违法乱纪行为已持续多年，最终被立案调查，与贵州原副省长王晓光和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的「落马」不无关系。违法乱纪行为主要体现为给各级官员违规批条，「条」即茅台酒经营权，价格双轨制决定了经营茅台酒的利润丰厚。「袁仁国走的就是官场路线，给官员上供，也养官员，『养』就是帮官员行贿使其高升。」一名接近茅台高层的人士曾如此告诉媒体。

此外，身处能源行业中心的神华宁煤集团原董事长王俭、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原副总经理曹耀峰也被曝出因涉嫌职务犯罪。其中，王俭的忏悔书在中国纪检监察报被刊发后更令人大跌眼镜。他自述自己将高尔夫球场当成了权钱交易的场所，就在被立案调查的前天还约着「朋友」在银川某高尔夫球场尽情挥杆，甚至承诺为该「朋友」争取工程项目。

由此观之，权力寻租带来的腐败问题成为这一批国企「大佬」们被查的共同特征。缺乏监督的权力无时无刻不在寻找谋利的空间，作为大型国有企业管理者，其将公权力与资本相结合进而形成为自身谋取利益的稳定工具。

数据安全 海外上市路漫漫

中国第一大网约车公司滴滴出行以逆监管的方式上市震动市场。随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通报指出，因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下架滴滴旗下全数25款应用。这既是2020年4月《网络安全审查办法》颁布以来，首个公开的网络安全审查案例，也为中概股赴海外上市何去何从画上了一个问号。

近期，中国官方发布涉及网络安全审查的征求意见稿，对防范数据跨境潜在风险和相关市场主体境外上市的数据安全性作出详细规定，要求重点评估个人信息运营者赴国外上市的可能带来的数据安全风险。

据媒体报道，受此影响，目前已经公开递交招股书的多家企业已暂停上市。而对于逆监控上市的滴滴出行而言，国家网信办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已联合进驻，开展网络安全审查。

其实，中国对于数据安全的重视既源于信息科技发展的现实要求，也在于应对大国博弈带来的冲击。有专家分析指出，美国通过的《云法案》明确给予美国政府查阅任何美国企业运营的服务器上「不利于美国国家安全」数据的权力。而中国新近出台的《数据安全法》则明确，非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批准，境内的组织、个人不得向外国司法或者执法机构提供存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数据。

目前，许多国家对数据本地化提出要求，对数据出境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在数据领域的国际博弈现状。市场监管部门对于涉及数据安全的中概股公司赴海外上市采取严格监管措施，并非是出于个别揣测的「打击报复」，而是在于大国博弈之下维护安全的考虑。

共富之路走向何方

从上述的具体案例可知，当前中国对于企业的监管并不是以「杀富济贫」的方式促进共同富裕。相反，及时有效地厘清权力和资本之间的界限，分清何时该用无形的手、何时该用有形的手，对于推动中国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意义重大。

其实，在讨论「共同富裕」这一话题时，社会上出现的两种极端观点，亟需正本清源。一种是把共同富裕理解为节制、遏制资本，要劫富济贫，剥夺企业家、富人的财产，再加上一些自媒体的渲染，这种极端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的焦虑甚至恐慌。第二种则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认为无论是加强行业监管，还是提出促进共同富裕，似乎都是不尊重企业家、不尊重企业家精神、不保护私有产权的表现。

由于社会成员在能力、资产、地域等方面的差异，初次分配难免会造成贫富差距，这需要政府通过有形之手的干预来缩减。有专家将政府在再分配上的作用总结为三个层次，即税收再分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转移支付。通过累进税制实现的税收再分配，目标是保证整体税负最终由高收入者承担。与此同时，政府还需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针对少量「掉队者」实施精准而灵活的转移支付机制。

对于市场而言，最为关注的再分配手段，当数税制改革。税制改革带来的税负变化不仅影响再分配，也会对初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产生影响。目前，加强对个人资本性收入的税收征管，早已是业界共识，但相关政策调整往往遭遇较大阻力、落地难。外界普遍认为，如何对高收入群体进行有效征税，需要作出具体的可行方案，对纳税主体的「不合规避税」行为要采取什么样的惩罚措施，需要完善立法。

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之外，中国对以慈善捐赠为主的第三次分配重视程度日增。有分析指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至今，确实已到第三次分配发挥作用之时。「十四五」规划也提到，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但是，无论是慈善捐赠总额、所占GDP比重，还是人均捐赠额，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均存在巨大差距。

不过，在第三次分配中，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如何厘清更成为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若聚焦第三次分配的性质可以看出，与侧重市场无形之手的初次分配和依靠政府有形之手的再分配不同，第三次分配主要来自民间，须建立在自愿基础上。因此，有评论指出，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应始终牢牢把握第三次分配这一特质，各级政府不应试图包办，政府应为第三次分配清障拓边，如此才能释放第三次分配的潜能。

简而言之，通过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税制的理顺，无论初次分配、再分配，还是第三次分配，都会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迈进。在厘清「杀富济贫」的误解之后，公众更需要清晰地意识到让市场的归市场，让政府的归政府，时刻警惕共同富裕之路并非由权力寻租获取的不合理资源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