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轩

在新的选举制度下，未来一届立法会无论组成架构还是议席数量，乃至选举氛围，都和以往大有不同，投票率较以往偏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作为执政者，需要正视这一现象，而不高估，甚至纠结这一现象带来的后果，否则只会被反对派牵着鼻子走，陷入于己不利的舆论当中。反之，未来应更加关注如何重塑议会生态，形成完善高效的议会机制，将香港带回正轨，这才是新选举制度所应达到的效果。

完善选举制度后的第一场立法会选举将于12月19日举行，这次选举跟以往不同，无论是传统的反对派还是近年新兴的本土派，几乎绝迹，参选人绝大部份都属于爱国爱港阵营，只有极少数的温和反对派混杂其中。未及选举那一刻，「爱国者治港」得到切切实实的落实已是毋庸置疑。但无缘「入闸」的反对派不甘寂寞，企图将选举的胜负之争转移成投票率的高低之争，若被其牵着鼻子走，恐怕有失选举的真正焦点。

在中央接连出手拨乱反正之下，虽然肃清了搞风搞雨的反对派，选举场上没有斗得你死我活的压力，取而代之的却是对低投票率的担忧。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预计，由于反对派未能「入闸」，预计立法会选举地区直选投票率只有约三成。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则显得更为悲观，认为投票率只会有两成几。

两三成的投票率是什么概念？回归以来，历届立法会选举在地区直选上的投票率大体维持在四成至五成左右，上届2016年立法会选举是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届，投票率高达58.28%，2012年也有53.05%，最低的是1998年回归之初的首场选举，当时投票率仅35.80%。这也就意味着，今届的投票率势必创历史新低，分分钟不足上届的一半。

低投票率肉眼可见

或许有人会说，形势未必那么悲观。但其实不然，这次选举的低投票率确是肉眼可见的。正如球迷往往带着明确的支持倾向，才会在球赛中表现出狂热；如果没有了支持对象，孰胜孰负又与我何干？有了这种心态，反对派的支持者不去投票，自是预料之中。而过去建制派与反对派的得票率是四六比，反对派的支持者只要有一半人不去投票，投票率就要下降一至两成，更何况情况可能更糟？

反对派这种「投不投都一样」的心态，在建制派支持者当中则表现为「投谁都一样」。过往选举之时，建制派与反对派势成水火，剑拔弩张，双方支持者投票都是根据候选人的政治立场，而非候选人政纲，往往连候选人从事什么职业、有什么经历等基本数据都一概不知，闭着眼盲投，出现过很多荒诞的现象。现在全是「自己人」，不管投谁都是一样，手中的选票不再有扭转乾坤的作用，又哪里还会提得起投票的兴趣。再加上疫情之下，大量在内地或海外的港人无法及时回来投票，投票率将被进一步拉低。

这一势态对于无缘「落场」的反对派而言，恰恰成为了在场外搅局的契机，将以往在选举上的胜负之争转化成投票率的高低之争。当中潜逃海外、身负4案9罪的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峯在社交平台发文，提出所谓的「如水计划」，煽动市民投白票，声称要以白票反制，冲击选举制度。流窜英国的前区议员丘文俊也在社交网站发帖鼓吹「全民抵制立法会选举」。结果在海外的这两人站着说话不腰疼，却苦了在香港转发这些帖子的「黄丝」网民，三人因涉嫌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被廉政公署拘捕。虽然煽动的势头一度受阻，但也不难看出反对派的策略倾向。

为推高投票率设口岸票站得不偿失

另一边厢，特区政府和建制派也是铆足了劲，为了推高投票率不遗余力，一方面不断「放风」做好「期望管理」，例如上述刘兆佳和张志刚的分析，让民众对投票率不抱太高期望，另一方面政府还考虑在选举当日设口岸票站，让身处内地的港人回港投票，再返内地可获免检。

不过，想必大家还记得两个月前的选委会选举，当时全港设五个票站，一共不到5000张选票，结果最后竟花了约14个小时才完成点票，效率之低令人发指。如今口岸票站之前从未做过，又牵涉到两地防疫政策，容易造成防疫漏洞，如此大费周章，如果只为将投票率稍稍推高，更是得不偿失。虽说目前住在内地的港人超过37万，但会为了投票而专程不远万里赶回来的又有多少？

高投票率产生史上最差区议员

对于投票率的高低，其实并没必要太过纠结的必要，投票率高不代表就能选出有质素的议员。2019年区议会选举的整体投票率为71.2%、投票人数逾294万人，两者皆超越过去历届立法会及区议会选举，但由此选出来的区议员真的能反映民心所向吗？不！这批挟黑暴之势当选的区议员不仅未有表现出过人之处，反而尸位素餐，不务正业，堪称史上素质最差的一批区议员。

在380多名乱港区议员当中，既有在议员办事处门口张贴「蓝丝与狗不得入内」的辱民议员，也有遇到市民求助，会将之转介予建制对手的无能之辈；更甚者，还有借议员之便，把办事处拿去搞违法「初选」的无耻之徒。区议会在其把持之下，根本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十八区区议会几乎陷入全面瘫痪的境地。而当听到政府要求区议员宣誓效忠之时，竟有超过260名「心中有鬼」的区议员果断抛弃选民而辞职。这批人得票虽多，但真的是香港之福吗？

自2008年以来的三届立法会选举，投票率虽持续上升，但香港政治化的程度却愈来愈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都市，长期耽于政治争拗，非法「占中」、旺角暴动、修例风波，一系列的政治事件愈演愈烈，香港发展停滞不前。反对派处心积虑地煽动市民对抗政府，市民对政治愈发狂热，选举投票率愈高，香港社会愈撕裂。这一切，中央政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碍于《基本法》中双普选的承诺，没法停下香港逐渐失控的民主进程，直到修例风波才让形势出现了转机。

明眼人都不难看出，每一次政改，表面上是让选举更加民主，但实际上却是给予反对派更多与特区政府乃至中央政府叫板的筹码。有趣的是，明明政改最大的受益者是反对派，议席逐届增加，但每次阻挠政改最起劲的也是反对派。中央希望将香港作为逐步扩大民主化的试验田，反对派却将之当作争取选票的良机。如果不是反对派贪得无厌，踩过了国安红线，香港势必还要走上不断政改，不断扩大民主之路。结果这两年修例风波一闹，中央顺势完善选举制度，把之前政改的成果——立法会的「超级区议会」议席也一并取消，民选议席的比例大幅缩减。这一套操作摧枯拉朽，反对派多年经营的成果付之一炬，「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中央为香港选择合适的民主之路

中央的这一举措表面上是走了民主的回头路，降低了立法会的民选成分，但实则是为香港选择了一条适合本地情况的民主之路。香港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有一套成熟的政治体制，香港的政体仍在逐步发展当中，很多方面还不完善，尤其是在香港国安法立法之前，过度的民主化而没有相应的国安措施加以防护，令香港暴露出巨大的国安漏洞，成为外部势力入侵的桥头堡，民主选举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外国势力的干预，反倒令香港民主受损。例如被视为外国代理人的壹传媒黎智英曾被踢爆，于2012年立法会选举举行前，向多名反对派秘密大额捐款，大部份反对派对此都直认不讳，其后黎智英亲口确认有关捐款是用于选举。后来反对派以黎智英马首是瞻，黎智英在修例风波期间每次露面更是前簇后拥，好不气派。任由选举被操控，才是对民主最大的伤害。

从西方发展较成熟的民主国家来看，投票率稳步下跌是近40年来的政体趋势，尤其是在美国、西欧、日本和拉丁美洲。期间，其他政治参与也有下降趋势，例如自愿加入政党的人减少、市议会的旁听人数下跌口，参与公民活动的人数也在减少。从某个角度而言，这也显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稳定之时，市民对政治活动便没有那么热衷，对立和撕裂逐步减少。反观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投票率长期高居不下，2020年更是高达74.9%，但政治争拗却一直是长年不断。

正视却不高估低投票率带来的后果

近年香港经历了黑暴和疫情的双重打击，眼下最需要的是重振士气，再度出发。而在新的选举制度下，未来一届立法会无论组成架构还是议席数量，乃至选举氛围，都和以往大有不同，投票率较以往偏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作为执政者，需要正视这一现象，而不高估，甚至纠结这一现象带来的后果，否则只会被反对派牵着鼻子走，陷入于己不利的舆论当中。反之，未来应更加关注如何重塑议会生态，形成完善高效的议会机制，将香港带回正轨，这才是新选举制度所应达到的效果。

在新的选举制度下，未来一届立法会无论组成架构还是议席数量，乃至选举氛围，都和以往大有不同，投票率较以往偏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作为执政者，需要正视这一现象，而不高估，甚至纠结这一现象带来的后果，否则只会被反对派牵着鼻子走，陷入于己不利的舆论当中。反之，未来应更加关注如何重塑议会生态，形成完善高效的议会机制，将香港带回正轨，这才是新选举制度所应达到的效果。

☉文/文轩

完善选举制度后的第一场立法会选举将于12月19日举行，这次选举跟以往不同，无论是传统的反对派还是近年新兴的本土派，几乎绝迹，参选人绝大部份都属于爱国爱港阵营，只有极少数的温和反对派混杂其中。未及选举那一刻，「爱国者治港」得到切切实实的落实已是毋庸置疑。但无缘「入闸」的反对派不甘寂寞，企图将选举的胜负之争转移成投票率的高低之争，若被其牵着鼻子走，恐怕有失选举的真正焦点。

在中央接连出手拨乱反正之下，虽然肃清了搞风搞雨的反对派，选举场上没有斗得你死我活的压力，取而代之的却是对低投票率的担忧。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预计，由于反对派未能「入闸」，预计立法会选举地区直选投票率只有约三成。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则显得更为悲观，认为投票率只会有两成几。

两三成的投票率是什么概念？回归以来，历届立法会选举在地区直选上的投票率大体维持在四成至五成左右，上届2016年立法会选举是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届，投票率高达58.28%，2012年也有53.05%，最低的是1998年回归之初的首场选举，当时投票率仅35.80%。这也就意味着，今届的投票率势必创历史新低，分分钟不足上届的一半。

低投票率肉眼可见

或许有人会说，形势未必那么悲观。但其实不然，这次选举的低投票率确是肉眼可见的。正如球迷往往带着明确的支持倾向，才会在球赛中表现出狂热；如果没有了支持对象，孰胜孰负又与我何干？有了这种心态，反对派的支持者不去投票，自是预料之中。而过去建制派与反对派的得票率是四六比，反对派的支持者只要有一半人不去投票，投票率就要下降一至两成，更何况情况可能更糟？

反对派这种「投不投都一样」的心态，在建制派支持者当中则表现为「投谁都一样」。过往选举之时，建制派与反对派势成水火，剑拔弩张，双方支持者投票都是根据候选人的政治立场，而非候选人政纲，往往连候选人从事什么职业、有什么经历等基本数据都一概不知，闭着眼盲投，出现过很多荒诞的现象。现在全是「自己人」，不管投谁都是一样，手中的选票不再有扭转乾坤的作用，又哪里还会提得起投票的兴趣。再加上疫情之下，大量在内地或海外的港人无法及时回来投票，投票率将被进一步拉低。

这一势态对于无缘「落场」的反对派而言，恰恰成为了在场外搅局的契机，将以往在选举上的胜负之争转化成投票率的高低之争。当中潜逃海外、身负4案9罪的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峯在社交平台发文，提出所谓的「如水计划」，煽动市民投白票，声称要以白票反制，冲击选举制度。流窜英国的前区议员丘文俊也在社交网站发帖鼓吹「全民抵制立法会选举」。结果在海外的这两人站着说话不腰疼，却苦了在香港转发这些帖子的「黄丝」网民，三人因涉嫌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被廉政公署拘捕。虽然煽动的势头一度受阻，但也不难看出反对派的策略倾向。

为推高投票率设口岸票站得不偿失

另一边厢，特区政府和建制派也是铆足了劲，为了推高投票率不遗余力，一方面不断「放风」做好「期望管理」，例如上述刘兆佳和张志刚的分析，让民众对投票率不抱太高期望，另一方面政府还考虑在选举当日设口岸票站，让身处内地的港人回港投票，再返内地可获免检。

不过，想必大家还记得两个月前的选委会选举，当时全港设五个票站，一共不到5000张选票，结果最后竟花了约14个小时才完成点票，效率之低令人发指。如今口岸票站之前从未做过，又牵涉到两地防疫政策，容易造成防疫漏洞，如此大费周章，如果只为将投票率稍稍推高，更是得不偿失。虽说目前住在内地的港人超过37万，但会为了投票而专程不远万里赶回来的又有多少？

高投票率产生史上最差区议员

对于投票率的高低，其实并没必要太过纠结的必要，投票率高不代表就能选出有质素的议员。2019年区议会选举的整体投票率为71.2%、投票人数逾294万人，两者皆超越过去历届立法会及区议会选举，但由此选出来的区议员真的能反映民心所向吗？不！这批挟黑暴之势当选的区议员不仅未有表现出过人之处，反而尸位素餐，不务正业，堪称史上素质最差的一批区议员。

在380多名乱港区议员当中，既有在议员办事处门口张贴「蓝丝与狗不得入内」的辱民议员，也有遇到市民求助，会将之转介予建制对手的无能之辈；更甚者，还有借议员之便，把办事处拿去搞违法「初选」的无耻之徒。区议会在其把持之下，根本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十八区区议会几乎陷入全面瘫痪的境地。而当听到政府要求区议员宣誓效忠之时，竟有超过260名「心中有鬼」的区议员果断抛弃选民而辞职。这批人得票虽多，但真的是香港之福吗？

自2008年以来的三届立法会选举，投票率虽持续上升，但香港政治化的程度却愈来愈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都市，长期耽于政治争拗，非法「占中」、旺角暴动、修例风波，一系列的政治事件愈演愈烈，香港发展停滞不前。反对派处心积虑地煽动市民对抗政府，市民对政治愈发狂热，选举投票率愈高，香港社会愈撕裂。这一切，中央政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碍于《基本法》中双普选的承诺，没法停下香港逐渐失控的民主进程，直到修例风波才让形势出现了转机。

明眼人都不难看出，每一次政改，表面上是让选举更加民主，但实际上却是给予反对派更多与特区政府乃至中央政府叫板的筹码。有趣的是，明明政改最大的受益者是反对派，议席逐届增加，但每次阻挠政改最起劲的也是反对派。中央希望将香港作为逐步扩大民主化的试验田，反对派却将之当作争取选票的良机。如果不是反对派贪得无厌，踩过了国安红线，香港势必还要走上不断政改，不断扩大民主之路。结果这两年修例风波一闹，中央顺势完善选举制度，把之前政改的成果——立法会的「超级区议会」议席也一并取消，民选议席的比例大幅缩减。这一套操作摧枯拉朽，反对派多年经营的成果付之一炬，「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中央为香港选择合适的民主之路

中央的这一举措表面上是走了民主的回头路，降低了立法会的民选成分，但实则是为香港选择了一条适合本地情况的民主之路。香港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有一套成熟的政治体制，香港的政体仍在逐步发展当中，很多方面还不完善，尤其是在香港国安法立法之前，过度的民主化而没有相应的国安措施加以防护，令香港暴露出巨大的国安漏洞，成为外部势力入侵的桥头堡，民主选举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外国势力的干预，反倒令香港民主受损。例如被视为外国代理人的壹传媒黎智英曾被踢爆，于2012年立法会选举举行前，向多名反对派秘密大额捐款，大部份反对派对此都直认不讳，其后黎智英亲口确认有关捐款是用于选举。后来反对派以黎智英马首是瞻，黎智英在修例风波期间每次露面更是前簇后拥，好不气派。任由选举被操控，才是对民主最大的伤害。

从西方发展较成熟的民主国家来看，投票率稳步下跌是近40年来的政体趋势，尤其是在美国、西欧、日本和拉丁美洲。期间，其他政治参与也有下降趋势，例如自愿加入政党的人减少、市议会的旁听人数下跌口，参与公民活动的人数也在减少。从某个角度而言，这也显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稳定之时，市民对政治活动便没有那么热衷，对立和撕裂逐步减少。反观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投票率长期高居不下，2020年更是高达74.9%，但政治争拗却一直是长年不断。

正视却不高估低投票率带来的后果

近年香港经历了黑暴和疫情的双重打击，眼下最需要的是重振士气，再度出发。而在新的选举制度下，未来一届立法会无论组成架构还是议席数量，乃至选举氛围，都和以往大有不同，投票率较以往偏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作为执政者，需要正视这一现象，而不高估，甚至纠结这一现象带来的后果，否则只会被反对派牵着鼻子走，陷入于己不利的舆论当中。反之，未来应更加关注如何重塑议会生态，形成完善高效的议会机制，将香港带回正轨，这才是新选举制度所应达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