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华庆

本文专门所论中山先生在谋求国家统一的方式上，为有利于民族振兴、人民福祉而「向来主张和平统一」，为有利内反割据分裂、外反侵犯主权而在必要时「势不能不藉武力」，为有利最大限度调动和发挥一切积极因素而因情制宜多管齐下等，尤其堪为现今海峡两岸同胞宝贵的历史镜鉴。

2016年11月1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不仅在于他领导了辛亥革命，而且在于他为了实现革命理想，与时俱进完善自己的革命理念和斗争方略，毫不妥协同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各种势力进行斗争。他坚决反对军阀割据，坚定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和国家完整统一。的确如此，这在孙中山先生谋求国家统一的方式上即有充分体现。

一、「向来主张和平统一」

经过辛亥革命，封建旧制既倒、共和新政草创，但虽皇帝「退位」而南北对峙，继而军阀四起、武人割据，如何「重整河山」、再造统一？孙中山先生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为有利实现民族、领土、军政、内治、财政「五大统一」，突出表现为竭诚谋求和平统一，提出「谋国之道，苟非变出非常，万不得已，不宜轻假兵戎，重为民困」「今为救国危亡计，拟以和平之方法，图统一之效果」，为此「文当誓竭绵薄，尽其所能及，必使和平期于实现」。基于「天下为公」的宗旨，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不久，中山先生为换取「民国统一，永无僭乱」，竟委曲求全让位给袁世凯；当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尖锐对立，帝国主义公开提出「南北分治」时，中山先生又接受袁的邀请上北京与袁「共商国是」（一月之内会晤13次），开启南北和谈；此后10多年，为推动讨论和平统一问题，中山先生在各种场合多次表示「建议召开和平会议」、随时「准备同接受我条件的任何领袖合作」、赞同召开「南北各方领袖平等联席会议」等等。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等人发动「北京政变」，推倒北京直系政府，发出「和平解决国是」通电，并请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中山先生不顾个人安危，11月10日毅然决定抱病北上，并发表宣言，接受当时中国共产党「以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的主张，正式提出「召集一国国民会议」以「谋国家之统一与重新建设」。北上途中和到达北京后，中山先生一再表示这次「单骑到北京」，即「以极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此后4个月，中山先生遗嘱还谆谆告诫「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其弥留之际仍在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

历史表明，正如中山先生的自我期许，其谋求国家统一「向来主张和平统一」。在中山先生看来，实现统一通过和平方式多有好处。一是认为有利化解阻力，加快达成统一——1912年，「我之所以推举袁世凯出任总统，是因为似乎有理由相信，国家的统一、和平与繁荣时代的黎明，或将由此而加速。」1923年，「重返五羊，仍期贯彻初衷，对于北庭，仍主张以和平促进统一，希望达到国家统一为主旨」。1924年，北上「根本之图，尤在速谋统一」。二是认为有利避免因武力方式造成的各种问题——因为「若恃武力，其流弊必致于专制。然人心不能统一，必生祸乱。」而且，「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内既不能谋各省之统一，外何以得友邦之承认？」三是认为有利统一后的长治久安——「我深知不和将为国家带来危险」，因此「倡和平统一之议，以期消弭战祸，扶植民本」，而且「唯以民治为统一方法，然后可期永久」。

二、必要时「势不能不藉武力」

在「尽心竭力以敦促和平统一之进行」的艰难过程中，孙中山先生并非完全反对使用武力。他1912年首次北上议和时，专门向参议院提交了为应变议和失败而不得不作战的方案；1924年二次北上议和前，已创办黄埔军校以期培养能承担统一中国大任的军事人才；1913年、1915年，先后针对袁世凯制造「宋教仁血案」、筹备「洪宪帝制」，发动「二次革命」、「护国运动」；1917年、1921年，更针对北洋政府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针对军阀割据造成国家四分五裂，两次发动「护法运动」；1921年还针对军阀弄权「非法解散国会」的北京政府，在广州推动成立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并作为「非常大总统」、以大元帅名义下令北伐，宣示「夫统一中国，非出兵北伐不为功」。

历史表明，亦如中山先生的自我审视，其谋求国家统一在必要时「势不能不藉武力」。中山先生在谋求国家统一的具体实践中，切身体验使之不断增进认识。一是认清了袁世凯等野心家的阴谋—— 「文喜共和告成，战争可息，慨然辞总统职，以政权让袁世凯，而自尽力于铁路事业。不谓知人不明，民国遂从此多事，帝制议起，舆论哗然；虽洪宪旋覆，而余孽尚存。军阀专擅，道德坠地，政治日窳，四分五裂，不可收拾，以至于今。」因此，「粤处偏安，只能苟且图存，而非久安长治，能出兵则可以统一中国。」二是认清了新旧军阀及其背后帝国主义列强的本质——「自段等破坏约法，彼辈与我义师抗，遂有今日南北之战。」自辛亥革命以来，革命的事业还没有成功，「这个病根在于调和。调和的意思，本来是大公无私，求和平统一的。无奈一般腐败的官僚和军阀，发起反对共和。譬如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督军团造反同割据的联省自治，把一个国家弄到四分五裂，所以中华民国便不能统一。」祸根在拥兵自重、占地为王的封建军阀，在「援助军阀」并「串通军阀」作恶的帝国主义。这「两个东西」相互勾结，致使武人称雄、兵连祸结，整个中国四分五裂「迭起纷乱」；而「中国之政愈乱」，则帝国主义列强「对华实现其压迫的野心之可能性愈多」，其单独或共同迫使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甚至「对于中国提倡共管、瓜分等说」；因此，只有通过一切必要的方式打破军阀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三是从苏俄的成功之道受到启发——「党之基础何在？在于军队。俄国革命能以一百英里之地，应十八面之敌，三数年间，卒将内乱外患次第戡定者，因军队全属党人之故也。故吾党宣传功夫，此后应积极从军队着手，庶可以立统一之基础。」因此，「欲统一中国之现状，势不能不藉武力，武力统一乃我辈所热心者也。」也正是由此认同苏俄道路，中山先生后来进一步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新三大政策。

三、因情制宜，与时俱进

值得指出，孙中山先生关于实现国家统一「和」与「战」的思想，是在其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而「与时俱进」的。为推翻使中国「国不成国」的清朝封建帝制，中山先生主张武装革命「恢复中华」，并直接、间接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在草创共和、建立民国后，为解决南北对峙的问题，又力倡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待认清袁世凯、段琪瑞等新旧军阀及其背后支持者各帝国主义破坏中国统一的本质后，想以广东的军事力量为基础，先「统一西南」，再「统一中国」。经陈炯明叛变而撤退上海，1923年驱逐陈炯明再于广州重建大元帅府，中山先生深感军力的作用。其间得到中共和苏俄的帮助，进而明确提出组建革命党自己的军队，「吾党宣传功夫，此后应积极从军队着手，庶可以立统一之基础」。1924年11月13日，中山先生58岁生日的第二天启程北上议和时，专门视察其手创的黄埔军校，表示其所倡三民主义，能希望实行的就在黄埔军校的学生。次日又表示，为实现「本党主义」，一方面「我们北上，在政治思想做功夫」，一方面「北伐当然积极进行，长驱直捣鄂苏」。

综上所述，为「破除障碍，促成统一，巩固共和基础」，中山先生既为采取和平的方式「竭志尽诚」——包括1912年「以政权让袁世凯」谋「共和造成」、1924年「以放弃（南方）地盘」（北上）促「开国民会议」并「谋和平统一」，以及在这两者之间还曾主张过的「以笔阐发共和真理，冀达民治之统一」，「用文治去感化各省」来「统一中国」「期以四派（直系、奉系、皖系、西南护法诸省）相周旋」来「图统一之效果」，「以裁兵为第一步」得「真正之和平统一」等；又能在必要时断然诉诸武力——包括先后发动的1913年「二次革命」、1915年「护国运动」、1917年和1921年两次「护法运动」，1922年北伐开始；还能致力文、武结合——提出「以舆论做后援，以武力做基础」「以广东为模范统一西南，以西南为模范统一中国」。如此种种，实际上已一定程度体现了在统一方式上和、战两手的有机结合。虽因历史局限效果不彰，加之天不假年壮志未酬，但其毕生屡败仍屡战、愈挫而愈奋，志存高远，令人感佩。

孙中山先生关于国家统一的深刻思想和勇敢作为，立足于推翻清王朝后各族人民反对南北军阀在中国封建割据、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瓜分豆剖的历史背景，依据于一百多年前中国作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次殖民地」创立民主共和后统一重建、力争自立世界民族之林的时代需求，具体主张系统、全面、有的放矢。其宗旨为「振兴中华」「统一中国」，其主张为反对一切图谋分裂中国的内外势力，立场坚定不移、精神锲而不舍。这不仅在当时，在辛亥革命推翻「洋人朝廷」的清王朝后，对全体国民争取民主共和下的国家统一自主、民族团结自强，具有划时代的伟大历史意义；而且在今天，在中国主体早已统一、香港澳门回归20多年而台湾问题尚待解决的情势下，对海内外中华儿女共谋祖国完全统一、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新时代的伟大现实意义。本文专门所论中山先生在谋求国家统一的方式上，为有利于民族振兴、人民福祉而「向来主张和平统一」，为有利内反割据分裂、外反侵犯主权而在必要时「势不能不藉武力」，为有利最大限度调动和发挥一切积极因素而因情制宜多管齐下等，尤其堪为现今海峡两岸同胞宝贵的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