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利亚

镜报月刊纽约分社社长

☉图/龚文谟、车宣仪 提供

（续）莫：我对你多次电话采访，发现你很忙碌，你在麻州现在从事什么工作？

车：我从去年7月底开始从事与家庭暴力有关的工作。在我们机构做中文个案经理。家庭暴力倡导者，英文名字叫Chinese Advocate。我的工作是要帮助家庭暴力受害人联系麻州各个政府机构；特别是频繁与律师以及麻州执法机构，比如法院、警察局联络以及与麻州的小孩子保护局联系。我们是强制报告人，即如果我们听到或者看到小孩子、老人被虐待，我们是必须要报告给相关机构的。

莫：请具体说些情况？

车：前面说过，我持有麻州卫生部的亲密关系团体辅导师的资格证书，获得这个证书的执业人士，将帮助那些被法庭下令家庭暴力缓刑期的犯罪人士，或者被法庭法官下令的家庭暴力施暴人，强制自费完成40个星期团体辅导训练。这样，那些讲中文的家庭暴力施暴人就可以通过我带领的辅导小组，用中文完成法庭判决他们的40周的强制团体辅导。这也是用另一种方式，去帮助那些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和他们的孩子。过去一年，我也参加了由麻州塔夫特大学Rubin, Carolyn主持的Asia Care的项目，对麻州地区近几年因为建了赌场对亚洲人产生的影响作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2021年，我也作为亚裔领袖代表，参加了美国国会议员召开的反对亚裔仇视的会议。

莫：家庭暴力世界每个地方都有，但在美国社会新闻中的能见度似乎高于其它地方，这是什么原因？

车：有两个原因。一，很多地方，当受害者被打得遍体鳞伤才认为是家暴，但在美国文化中，吼叫、情感虐待、经济虐待等都属于家暴。二，很多地方把家暴看成是夫妻矛盾、家庭私事，但在美国被认为是社会问题，而且有违宪法精神。根据美国全国反家庭暴力联盟The National Coalition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 (NCADV)的数据显示，每4个女人中就有1个女人在一生中经历过家暴，每9个男人中也有1个男人在一生中经历过家暴。在亚裔文化的家庭中，这样的情况更加严重。在我居住的麻州，危机干预中心的数据显示，每年，15个孩子里面就有1个孩子处于家庭暴力之中，而这些孩子中90%都是家庭暴力的目击者；儿童期间目击虐待的男性，长大之后更容易成为施虐者；儿童期间目击家庭暴力的女性，在长大之后更有可能成为家暴受害人。另外，曾经目击过家庭暴力的年轻人中，56.8％的人一生中也遭受过虐待。

莫：请说个具体案例。

车：我手里有一个案子，我们可以先称这位受害人为刘女士。刘女士快50岁了，来美国20多年了，有自己的房子和工作。最初刘女士的案子是刘女士被打，她读大学的儿子报警，警察就将刘女士的丈夫逮捕，并让刘女士联系我们机构。

在跟刘女士的沟通中得知，她是一位非常典型的传统中国妇女，虽然结婚有丈夫，但是，她家庭中的一切几乎都是刘女士自己一个人做。刘女士自己带大两个孩子，自己赚钱供孩子上大学。丈夫工作在哪都不长久，时不时就没有工作了，脾气不好，跟孩子关系也不好，特别是还有酗酒的问题。刘女士就这么忍耐了20多年，直到这次被在美国长大的孩子看到父亲打母亲报了警。

即使这样，刘女士还一直说，「我不希望他被送到监狱」。但我们都知道，这不是刘女士送她丈夫去监狱，而是她丈夫自己的行为导致他进了监狱。

刘女士联系我们的时候，她的丈夫已经被保释出来。但是，她的丈夫还是时不时在家里发脾气，并且抱怨刘女士没有教育好孩子，导致孩子报警捉他。刘女士不堪压力，才联系了我们。

接到这个案子，第一件事就是帮助她联系庇护所。这样，她很快搬到了庇护所。搬到庇护所之后，刘女士不再每天面临各种家庭暴力的威胁，心理状况也好了很多。在这个时候，我就开始给她联系我们自己单位以及单位之外的法律机构，帮助她成功顺利申请到了保护令。有了保护令，她的丈夫不可以直接或者间接联系她。

刘女士在婚后的20多年里，从被辱骂到不断升级。她一直抱着一个念头──要与人为善。如果这次不是她儿子看到她被打，拨打了报警电话，还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可结束梦魇般的生活。刘女士即使在庇护所居住期间依然给她的丈夫支付各种费用，因为她的丈夫还是居住在他们的房子里面。刘女士的儿子也跟她一起搬出来住在庇护所里。

因为刘女士丈夫的家庭暴力，刘女士和她孩子的精神也遭受了巨大的创伤。作为案件主管，要帮助客户与警察、法院联系，帮客户找心理帮助机构；帮客户寻找财务上的支持，解决住房问题。这样的创伤是非常严重、持久的。她的孩子也是一直在接受抑郁的治疗。所以，家庭暴力真的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需要重视，需要家暴受害人站起来维护自己和孩子的权利。只有这样，才可以减少家庭暴力会对孩子造成的严重甚至一生的创伤。

莫：法院是怎样判的？这样的案子怎么到了你们这里？

车：刘女士的丈夫面临的是刑事起诉。美国的刑事起诉案一般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一些案子从案发到起诉要2年的时间。美国的法院是宁可放过一百个也不错判一个；另外，美国的法律也更重视教育，而不仅仅是惩戒。比如我获得的麻州卫生部的亲密关系团体辅导师的执业证书，就是帮助这些家庭暴力的施暴者让他们看到和觉察到他们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进而帮助他们在未来控制家庭暴力问题。这些人也同样，一部份是法院判的缓刑期的人，或者是法庭判的需要完成自己付费的40周团体辅导，也有是小孩子保护局推荐过来的，自己主动来参加的很少很少。目前，我参与的这些团体辅导里面的个案全部是美国人，而且，全部是男性。

比如说，我手里面的案子，大概有四个来源：（1）一些是警察转介过来的；（2）也有小孩子保护局DCF转介过来的；（3）有医院转介来的；(4)还有自己找到我们的。

每个月都有新的案子，加上手上正在处理的一般都在20个左右的案子。在这些案子里面，转介过来的都是比较严重的。比如警察转介来的，对方一般都是刑事案子；医生转介过来的，一般都有伤，这种情况，他们也都已经联系了警察；小孩保护局的案子，有一些小的孩子还没有被小孩子保护局带走，但是小孩子保护局的社工，大概每周或者定期会去家访；我手里也有比较严重的对孩子的家庭暴力，父母对孩子的抚养权被剥夺。小孩子的抚养权暂时属于小孩子保护局，即使父母和亲人去探望，也需要小孩子保护局安排和监控下才可以。疫情期间看孩子的难度更大。最后就是自己遭受家庭暴力联系到我们。我手里的客户大部份都因为长期家庭暴力对孩子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影响，最后还是走向离婚。家庭暴力的研究发现，家庭暴力只有一个方向，就是越来越升级。

莫：关于您提到的刘女士的案子怎么到了你们机构？

车：美国对家庭暴力是非常重视的。家庭暴力造成的问题和伤害又是非常严重的。我们这样的机构，就是协助这些受害人，联系警察局报案或者获得警察报告，协助受害人联系各种私人或者我们本州岛的法律援助机构，与这些机构配合，协助受害人去法院申请保护令以及其他的诉讼。在整个过程中，我作为家暴受害人的倡导者，要时刻提醒和告诉客户如何保护自己，鼓励他们保护自己和他们的孩子；帮助他们联系庇护所，离开虐待他们的人；帮助他们处理离婚问题；帮助他们解决财务方面的困难，以及心理和医疗方面；帮他们寻找各种社会资源并且解决短期长期的居住问题。所以说，一个案子到了我们这样的倡导人手里，我们需要帮助客户做的事情和工作其实很多很多。

我的客户主要是母语是普通话的移民。感觉现在很多年轻的女孩，她们并不像中年以上的女性那样被婚姻束缚，她们往往在意识到自己受到家庭暴力之后，很快就会采取很有力的行动去联系警察、法院并处理离婚问题。这些年轻人她们没有那些传统的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思想的束缚，她们在遇到家庭暴力，特别是意识到这是家庭暴力之后，她们会采取非常快速有效的行动，让自己的生活得到很快的改变。然后，你会看到，她们几年之后，带着孩子生活得很自在和快乐。这也许在很多传统的观念来讲似乎是不好的，但是从对这个女性或者对她们的孩子的成长来讲，这是非常理智的选择。最难过的案子还都是中年或者中年以上的华人，一生受尽折磨，孩子没有什么快乐的童年，这些人就是无论如何不离开施虐者，真的是永不见天日。所以，我希望我们对婚姻和家庭有更理性的、开放的态度，把一个人的生活的质量还有对孩子长期的影响作为最重要的考虑，科学地做决定，勇敢一点走出去，不要想「这是家务事」或者抱着「家丑不可外扬」，那就是种了施虐者的圈套；而且施虐者的特点就是没有同情心，永远不要抱着一种虚假的幻想觉得这个人有一天就改了，这使施虐者只会越来越严重。

另外，我大概在2000年到出国之前，我在北京的红枫妇女热线做志愿者也是做「家庭暴力」，我发现中国与美国对家暴的理解不大一样。在中国的文化中，很多人觉得只有受害者被打得遍体鳞伤才叫家暴；但在美国文化中，吼叫、情感虐待、经济虐待等都属于家暴；在家暴中，不仅受害者在身体、心理以及经济等方面受到直接伤害，孩子们在家暴中也受到严重创伤。因此，我建议华裔要提高对家暴的了解和认知，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成为家暴受害者，要及时寻求帮助而不是忍气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