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瞻

近期，世界第一大计算机生产商联想陷入争议之中，贱卖国有资产、资不抵债、高管天价薪酬等「罪状」与其曾经「民族之光」的形象相去甚远。在众说纷纭的证据和无穷无尽的谩骂前，公众亟待厘清这一场备受关注的争议背后究竟「争」的是什么？舆论场的分野又将如何折射出当下中国的思潮变迁？

近段时间以来，联想的声誉跌到了谷底。吊诡的是，「锤倒」这家世界第一大计算机生产商的，既不是苹果，也不是华为，而是以北京「胡同大爷」自居的司马南。

这位长期做「爱国流量生意」的网络意见领袖，对舆论场上热点与爆点的把控可谓精准。面对联想这个目标够大、创办时间够长、争议够多的企业，司马南在社交媒体上连发多篇文章，列举出联想贱卖国有资产、资不抵债有爆雷风险、缺乏核心技术沦为投机企业、高管天价薪酬且存在大量外籍人士等「罪状」，打在当下社会情绪最敏感的地方。而深陷舆论漩涡的联想，却始终没有做出明确的回应，反而被爆出私下派公关与司马南协商，更给外界一种实实在在被「打中七寸」的心虚。

不过，这场引爆舆论沸点的所谓「司想」之争，绝非以「司马南赢」「联想输」这么简单收场。虽然联想没有直接下场与司马南展开辩论，但不少评论文章已经详细罗列出司马南对联想指控的事实谬误。不仅如此，司马南及其团队的商业网络也被多家媒体挖出，长期从事「爱国流量生意」的团队通过罗织子虚乌有的证据，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进而博取眼球收割流量红利。仅在这场「司想」之争中，司马南的社交媒体就持续保持高热度，各平台上涨粉数以万计。

如今舆论场对于联想和司马南之争，已经泾渭分明地划出两个阵营。支持联想的人认为司马南大行「文革之风」造谣诽谤，意图借打倒知名企业来否定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支持司马南的人则认为联想贱卖国有资产，其高管不配以「企业家」自居，只能算是「资本家」，在追逐共富道路的当下应该被作为典型清算。

对于上述截然不同的态度，公众亟待厘清这一场备受关注的争议背后究竟「争」的是什么？联想到底被冤枉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个体户「傻子瓜子」给予充分包容的社会，今天对一个充分竞争行业里排名世界第一的公司及其创始人却如此愤怒和嘲讽，这背后一定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这种价值观的分野与变化，对经济和社会究竟又意味着什么？

联想之「罪」的真与假

一、国有资产流失？

司马南对于联想最受关注的指控就在于国有资产的流失和贱卖。司马南根据公开披露的数据得出结论，联想控股2009年9月出让29%控股权的时候，国有资产被贱卖了12.9亿元。这个数字如何得来呢？就是按2008年联想控股的净资产139.49亿元，乘以29%的股权转让比例，答案是40.45亿元。但联想控股却以27.55亿元的价格「贱卖」给了泰山会的泛海控股，其中之差价约等于13亿元就这么流失了。司马南认为这是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所以结论是「中科院贱卖13亿国有资产白送泰山会」。

但是有大量专业会计分析指出，司马南上述算法并不准确，没有扣除联想所有者权益中的少数股东权益。少数股东权益是控股子公司中其他第三方股东享有的权益，从本质上来说，不属于联想控股的股东权益（净资产），所以在计算联想股东权益转让定价时扣除少数股东权益更为合理。以此算法，联想139亿元减62亿元的少数股东权益后得出的数据才是联想控股自身的权益，减后再乘以29%，约为22.5亿元。泛海花了27.55亿元，还溢价了5亿多元。

由此观之，司马南对于联想杀伤性最强的国有资产「贱卖论」似乎站不住脚，而仅仅在于自己缺乏基本的会计常识。正如有媒体评论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由市场交易、市场竞争而不是谁的主观意愿决定。同样的资产在不同时间、条件和交易对手那里，价值会有很大差异，很难简单说什么是流失。现在动不动就讲「流失」，似乎原来的国企和集体企业是一座金矿，随便挖挖甚至偷一点就能暴富。其实追溯历史可以发现，当初很多都不是金矿，更像是泥潭。重要的是程序正义和信息充分披露，就联想控股个案说，只要当年遵循了相应原则和市场化机制，并得到了国资代表方和相关监管方认可，交易就是合理的。

二、资不抵债有爆雷风险？

司马南通过引用2020财年联想的资产负债率是90.5%的数据，不断发出联想是否资不抵债的疑问，并将其与恒大相对比指出可能存在爆雷风险。

然而，有财务分析指出，就计算机行业而言，行业内企业的负债率普遍偏高。联想过去10年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86.26%，而联想集团全球两大对手，惠普的资产负债率为111.1%，戴尔的资产负债率为91.9%。即使以行业内表现最好的苹果公司为例，其2021财年的资产负债率也是高达82.03%。但由于良好的现金流，所以目前仍然在维持正常运转。

可见高负债并不一定意味着资不抵债，反而是在联想正常经营的前提下，散布爆雷风险之类的言论，才更可能引起联想供货商和债权人的恐慌，从而真正伤害联想的正常经营和投资者利益。

同时，将联想与恒大相对比的做法也值得商榷。联想集团负债的70%左右是供货商的无息贷款，而银行有息贷款不到10%，这和房地产企业表内表外融资要支付大量利息的情况根本不同。故而，标普、穆迪和惠誉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才会一边调降中国房地产企业的评级，一边给予联想集团「投资级」评级。难怪有分析人士对司马南发出质疑：这是一家中外银行都不担心的企业，和陷入危机的房企一样吗？

三、高管高薪「穷庙富方丈」？

对于联想高管高薪的一条被广泛引用的批评是，「联想高管的薪酬占了联想利润的30%多」，其计算方法是把联想控股和联想集团两家公司的高管薪酬加总，再除以联想控股一家企业的利润。可以看出，分母缩小了一大半，结果显然夸大了。根据联想集团披露的数据计算，2020年其董监高的薪酬总和占利润之比为10.75%左右。

另外，「穷庙富方丈」的结论在于，将联想净资产值230多亿元与杨元庆的个人资产100亿元相比。但这种比较更像是用「驴头」来对「马嘴」，因为数据口径不一，前者是指的账面净值，而后者指的是股票市值。严格来说，联想账面净资产230多亿元的当前市值是922亿元，正确的比法是用922亿比100亿，不应该为了夸大其辞而混淆账面净值与市值的差异。

其实，联想高管的薪酬结构和数量是否合理完全可以讨论。尽管两家公司的高管不属于「限薪」范围，但联想控股和联想集团在市值、业绩、核心技术等各方面，表现都不算中国企业中翘楚的情况下，柳传志、杨元庆的高薪酬放到今天的社会大环境中的确显得「合法合理但不合情」，如能更多参与慈善公益等第三次分配，肯定更符合今天的社会预期，也能为各方面理性处理联想事件赢得空间。但动不动就是「30%多」「退休后过亿」，则偏离了事实。

联想真的做错了什么

尽管司马南对于联想的指责攻击大多在事实上站不住脚，但是这并不能代表联想就是完美无缺。在此次「司想」之争中，面对罗织的所谓「罪名」，联想仍旧不断遭到攻击与嘲讽。人们在坚守事实为其正名的同时，也需要深思这一现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联想究竟做错了什么？

其一或许在于「技术公司」的名号并不符实。在司马南对于联想的诸多指控中，有一条「罪状」引发舆情的极大共鸣，即联想「挂羊头卖狗肉」并不是一家高科技公司，而是一半利润都来自于放贷的「商业帝国」。相比华为等具有原创科技的企业，联想在国际科技产业链中只承担着组装贸易的「大型工厂」角色。

虽然司马南的指控存在大量漏洞，比如金融放贷指的是另一个会计主体——联想控股，其本身就是一家投资公司，超过一半的收入源自金融业，显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不得不说，联想在核心技术创新上确实没有像华为甚至小米等科技企业，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原创研发产品，其「技术公司」的成色也显得不足。

更何况在创新驱动的当下，在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当下，面对中国被打压，联想作为曾经高科技企业的旗帜，却拿不出有代表性的创新成果，自然成了民众失望的发泄口。相对于中国举国上下曾经对联想「产业报国」的真诚期待，今天的联想仅仅是作为一家不错的商业公司，这个落差实在太大。

其二或许在于擅打「民族牌」的反噬。近年来，联想在公关和营销的过程中擅长打「民族牌」，「民族企业」的口号获得了社会极高的期望值。事实上，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在2018年的公开信里，也没少拿「民族品牌」「为国争光」说事。不过，当商业逻辑与民族大义紧密捆绑之后，在舆论的爱憎反转之下难免会出现「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的反弹抨击。

在此次的「司想」之争中，司马南紧紧抓住联想同类产品在国内卖的更贵，拿着高薪的27名高管团队中有14名是外国人等证据不断攻击联想「民族品牌」的软肋。其实，判断一家公司的身份或血统，要远比判断一个人更困难。大中华区对联想集团收入的贡献目前已降至23.47%，绝大部份的收入由海外贡献。可以说，联想早已成长为一家全球化的公司。而对于经营一家全球化的公司，全球化人才只能说明联想的文化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而不能说明其他。

可惜的是，这样的理性判断在联想曾经不断打出的「民族牌」前已经丧失了说服力。有媒体评论指出，当前舆论场中涌向联想的大量「反资本」或「斥买办」式批评，话语底色就是「民粹」，而在这方面，联想贩卖的人设未尝不是在栽植「民粹土壤」，以往联想「民族之光」的头衔有多光鲜，如今给自己挖的坑就有多深，「不如华为」似乎成为了联想的原罪。

观念的分野背后是什么

当联想深陷舆论漩涡，在罗织的「罪名」面前如此没有还手之力，当曾经的明星「企业家」成为了「资本家」，不得不让人意识到中国舆论场上深层的断裂和观念的分野。

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两种逻辑之间的冲突，一种是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年代形成的发展主义逻辑。在这种逻辑中，发展是第一位的，而发展的重要条件是市场经济、私有产权、民营经济、企业家精神，归根结底是对自由与权利的重视。

而另一种逻辑是，相比于对自由和权利的渴望，新生代年轻人更能感受到市场经济的「压迫」。面对社会流动通道的日益狭小，作为曾经的小镇做题家和天之骄子，以及作为现在的知识青年，感受到的是「996」和「007」，是市场经济竞争规则下的巨大压力和苦涩。他们即便不仇视市场经济，但也很难再怀有什么感恩心态，甚至认为应该无情地打击「为富不仁者」。

两种逻辑的激烈冲突令彼此难以理解，于是可以看到很多60、70后抨击新生代年轻人的激进左化，对于中国社会付出惨痛代价才凝聚起的自由竞争、权利保护等共识缺乏尊重。而年轻人则认为在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资本垄断下形成的利益集团成为了难以逾越的屏障，任何对自由主义或市场经济的鼓吹都有维护利益集团之嫌。在如今的舆论场中，显然后者的音量更大，这也是为何联想在毫无证据的指责面前都显得不堪一击，当民族主义情绪在有意的推波助澜下大行其道，联想只是成为了「祭旗」的一家企业而已。

纵观历史，两种逻辑的冲突并不新鲜，其本质或许正是追求「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但如何平衡二者却是古今中外的一大难题，我们恐惧贫富悬殊引起的社会动荡，也恐惧劫富济贫自身引发的政治动荡，诸善之争才是人类最大的困境，所有答案都是特定情境之下的「权宜之计」。

而诸善之间能否平衡呢？是可能的。比如北欧国家在高度发展的同时又相对平等。不过抛开其特定的历史地缘环境来看，许多国家在追求类似目标的过程中却一再失败。从王莽改制到法国大革命，从苏联极左政策到柬埔寨的噩梦，历史一再展示追求平等这件事或许有一种方式把它做对，但有一千种方式做错。

尤其是在今天的中国追逐共富道路之时，对于「杀富济贫」的倾向更应该格外敏感。当人们对于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产生质疑，认为这将会出现利益集团阻碍中国未来发展时，不要忘记正是开放的经济政策和自由的竞争环境，使得中国跃升为世界经济体中的佼佼者，人们不能假定把一棵已经成型的大树砍倒，它的果实还会长出来。而对于平等的追求，人们更需要抱着谨慎和历史的态度，去寻找那第一千零一种方式。

正如有评论谈及中国当下意识形态分化时指出，对中国未来真正可能构成威胁、并抓住新生代灵魂的激进思潮，一定是基于强烈民族主义，同时在经济上致力于无情推进均贫富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