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渔樵夫

强监管、严整治的背后，是国家战略「聚光灯」的位移：从过去的「先富」，转向现在的「共富」。在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小康社会」之后，中国正向第二个目标——「共同富裕」迈进。在此大背景下，中国告别「快钱时代」，进入以民生改善为政策和市场逻辑主线的「民生共富时代」。

2022年是中国执政党的「换届大年」，亦是疫后重振经济的重要年份。当此关键之年，中国应像发展市场经济一样发展「民生共富」经济，解决贫富差距、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重大民生问题，继创造经济起飞的「中国奇迹1.0时代」后，再度缔造民生主导和共同富裕的「中国奇迹2.0时代」。

结束「野蛮生长」 告别「快钱时代」

中国风光无限的直播行业，正迎来「史上最严」查税风暴。继悉尼、林珊珊两位网红主播被罚之后，中国超级头部主播薇娅亦在这场强监管中「翻车」。据国家税务总局消息，薇娅在2019-2020年间偷逃税款及其他少缴税款合计高达7.03亿元人民币，依法对其作出追缴、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3.41亿元。就在去年底的「双十一」和「双十二」两个电商年度大促中，以薇娅、李佳琦为代表的中国超级头部主播们赚得盆满钵满。

据中信证券测算，2021年「双十一」，天猫GMV（商品交易总额）约5400亿元，其中直播约贡献300亿-400亿元，占比6%；而薇娅、李佳琦两大「超头」合计GMV即高达200亿-300亿元，在同口径淘宝直播总流水中占比高达六到八成。

中国直播行业兴起不过短短数年，交易规模却已超万亿元。电商大数据库「电数宝」数据显示：2017-2020年，国内直播电商市场交易规模分别为：196.4亿元、1354.1亿元、4437.5亿元、12850亿元。预计2021年交易规模达到23500亿元，同比增长82.87%。

毕马威联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迈向万亿市场的直播电商》报告亦显示，2020年直播电商整体规模达到1.05万亿元，2021年这一规模将扩大至2万亿元。而根据商务部此前公布的数据，2020年上半年全国电商直播活跃主播人数超过40万。

超级头部主播的成功效应，加速了该行业高歌猛进步伐。数据显示，中国直播行业求职人数在2021年第三季度同比增加46.6%，并催生了网红周边配套服务野蛮生长，包括网红培训、剪辑摄影、文案编辑等。

网络直播业的烈火烹油，头部主播的「快钱效应」，仅是中国互联网平台经济急剧扩张的缩影之一。有观点认为，当前的互联网行业，无论是造富能力，还是对实体经济的挤压，都颇有「房地产化」倾向。

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反垄断」成为互联网领域当仁不让的关键词。在阿里、美团、腾讯等多家巨头相继因反垄断问题被处罚的背后，凸显的正是中国监管层整治资本横冲直撞、无序扩张的决心。

继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后，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度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

除了互联网领域，投机游资曾经蜂拥而至的中国楼市亦迎来大清洗时刻。202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风声鹤唳，景气度全面下行。房地产龙头恒大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之下，爆雷违约名单不断更新。有观点指，目前市面约有70%房企会逐步退出，接下来的中国楼市，爆雷声只会越来越多。

过去二十年，中国快速城镇化成为房地产市场最大基本面，城镇化衍生出大量基建需求，使得地方财政过度依赖卖地收入。土地财政推高地价，高地价助长高房价，高房价又创造出大量投资需求，有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家庭财富的七成集中在房地产。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基本完成和人口红利的消失，楼市野蛮生长时代已行至末路，加杠杆已难以为继。而「千呼万唤」的房地产税的到来，无疑将加速市场出清速度。

野蛮扩张 五重遗害

中国何以重拳清洗「野蛮扩张」行业，实是时势使然。

其一、「吸血」实体经济

游资快钱持续涌入楼市、网络直播等行业，进一步推高中国经济的「脱实向虚」。

头部网络主播的强势垄断，形成头部形态，占据大部份平台资源，从而迅速暴富，成为实力超强的行业霸主。在竞争及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可以极限压低出厂价，要求更高佣金，从而轻而易举打垮某类商品「竞争」者，对背后传统营销体系造成致命伤害。

有观点认为，直播本身已成为实体经济的「吸血鬼」。相比实体经济而言，直播作为当前电商的一种新型业态，坑位费、流量费、最低价等，正逐渐吸干实体经济血液。而电商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脱实向虚」的特点。与头部主播直播间的热闹相比，当前不少实体商业门庭冷落。

有统计显示，电商每创造50个就业岗位，实体就有100个人失业。11月份，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4.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4.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

其二、伤害公平竞争

互联网企业往往是「重模式，轻产品」，因可复制性、可替代性强，需持续注入资金，才能维持生命力。然而互联网企业赛道上，又挤满了抱着「烧钱垄断市场」策略入场的龙头企业，对普通竞争者形成碾压。

网红主播、头部直播的偷漏税行为，既破坏了在线的竞争环境和营商环境，亦破坏了在线与线下竞争公平性。其背后折射的巨大资源集中效应，正是中小主播及长尾主播发展空间的被压缩。同样，高房价抑制了社会阶层流动和年轻人奋斗的梦想。食利阶层的增加和创业机会的减少，无疑将加剧社会固化，伤害经济发展活力，拖慢经济发展增速。

其三、拉大贫富差距

赚快钱效应下，中国贫富差距更为明显。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表情况调查》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均值为317.9万元，居民家庭资产分布不均，收入最高10%家庭户均总资产1511.5万元，是收入最低20%家庭户均总资产41.4万元的36.5倍。

数据显示，中国内地近十年来出现社会财富向头部集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问题，基尼系数由2015年的0.465升至2020年0.474，税前收入前10%的人群收入占比由2000年的35.56%升至2019年的41.43%。

其四、加剧金融风险

随着资本快速向头部大资本集团集中，一些重要领域被大资本集团垄断和控制，导致越来越多中小创新企业破产或被收购，这亦是目前中国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发展越来越处于艰难境地的重要原因。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这些国内外的各大资本集团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关联及利益捆绑。

如无监管约束，大资本的野蛮生长，将侵蚀、淹没、吞噬中国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成果，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民众幸福产生冲击，亦埋下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其五、制约经济转型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受劳动力成本和生产成本上升影响，既无法与低收入、低工资的经济体在低端制造业进行竞争，亦无法与发达经济体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实施竞争，被夹在两者之间，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后一种结果被称之为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调查显示，从1960年到2008年间，全球101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中，仅有13个成功发展为高收入经济体。二战结束以来，仅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极少数国家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而大多数国家仅能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不前。

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速进入转型换挡期，由过去40年平均约9.5%的高增速下降到平均约5%-6%左右的增速，进入新旧增长动能转换新阶段。而在新阶段，中国首先要实现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

中国欲实现彻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驱动力就必须要进行转型。而资本的野蛮扩张，不仅将伤害行业公平竞争，更会挫伤科技创新能力。有机构调查称，中国有近80%小学生将网红作为目标职业。有内地媒体发问，当所有年轻人都对网红趋之若鹜的时候，谁来坐科技的冷板凳呢？中国被卡脖子的技术领域何时能够得到突破？

加码「强监管」 释放三重「利多」

结束「野蛮生长」，告别「快钱时代」，中国经济已行至关键的十字路口。加码「强监管」「严整治」，将释放三重「利好」。

一、 提振消费

疫情之后，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加之全球疫情终结呈现极大不确定性，导致居民消费意愿下滑，消费复苏放缓。在此背景下，多策并举提高居民收入、提升消费意愿，重要性越发凸显。

中国居民收入增长，一方面来自经济增长，即总蛋糕的持续扩大；另一方面来自收入分配占比提升，居民部门获得更多的蛋糕份额。终结「快钱时代」，可优化收入分配体系，增加民众收入，从而提振消费，扩大内需。

二、促进共富

宏观大环境的变化，使得此轮「强监管」「严整治」不同于以往。此前的调控监管，更多适用于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此轮则对应政策拐点，有分析认为，其背后涉及对消费升级、共同富裕、经济转型等一系列宏观命题的呼应。

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重大转变，「不平衡和不充分」成为决策层更关心的问题。

居民收入增长不均衡，制约了生产要素进一步释放潜力，疫后居民收入复苏不平衡，更拖累了经济复苏步伐。

要解决居民收入增长不均衡问题，在发展中实现共富，重拳整治互联网、楼市等领域的「野蛮生长」、不正当竞争，已是题中之义。

以薇娅事件为例，此次洗牌之后，其集中的流量会释放到直播行业，巨大的流量会让中低层的主播获得更多机会让大众认识熟知，垄断资源重新释放到市场，将令社会资源和财富惠及到更多人。

与此同时，中国决策层认为，先富者们不能仅顾自己「埋头赚大钱」和「精致利己」，而应在共富时代有所担当。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慈善规模占比仍低。有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GDP是美国的70%多，慈善捐赠总额是美国的5%左右，人均慈善捐赠额是美国的1%左右。相较而言，中国三次分配水平总体较低。高收入者如能通过慈善回报社会，无疑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和社会和谐稳定。

三、避免衰退

资本大肆攻城略地、「野蛮生长」之下，中国的杠杆率高、基尼系数高、金融风险高等「三高」问题，无疑将阻碍中国经济稳步复苏。

因此，加码「强监管」，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遏制资本在部份领域的无序蔓延扩张，引导资本进入到科技创新领域，加快中国各行业科研创新的发展，将促使中国经济在创新驱动引领下，实现高质量发展，避免深度衰退。

多管齐下 共富民生

对于中国而言，野蛮生长的「赚快钱」时代已经过去，未来中国将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体系，提升对资本反垄断监管能力水平，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

强监管、严整治的背后，是国家战略「聚光灯」的位移：从过去的「先富」，转向现在的「共富」。在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小康社会」之后，中国正向第二个目标——「共同富裕」迈进。在此大背景下，中国告别「快钱时代」，进入以民生改善为政策和市场逻辑主线的「民生共富时代」。

事实上，推动共同富裕既是建设小康社会的政策要求，亦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内生要求，其必要性和趋势性不容置疑。从此视角观房住不炒、房产税、薇娅被查以及互联网平台企业反垄断，均有了新意涵。

与第一个目标「快速做大蛋糕」相比，共富时代第二个目标「公平分配蛋糕」实更为重要，且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当前，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交织，如操作不当，不仅对改善收入和财富结构无益，反而会让第一阶段成果付之东流。因此，官方应将分配问题放到重要位置，加码分配改革应成政策逻辑主线。

当前，中国劳动力流动显著放慢。如无切实手段，社会性流动极易变成零和博弈，中南海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核心即为加速社会流动。

未来，中国需多管齐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刻下，中国低收入群体达9亿多人，数量多、比重大。除了尽快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外，还须强化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的托底功能，扎紧防止中等收入群体财富流失的「篱笆」。

2022年是中国执政党的「换届大年」，亦是疫后重振经济的重要年份。当此关键之年，中国应像发展市场经济一样发展「民生共富」经济，解决贫富差距、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重大民生问题，继创造经济起飞的「中国奇迹1.0时代」后，再度缔造民生主导和共同富裕的「中国奇迹2.0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