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澜昌

一国两制实属史无前例，又恰逢「百年之未有大变局」的前后转换期。回归25年来，香港管治权的争夺，香港深层次矛盾的累积爆发，可谓步步惊心！终于，香港的一国两制迎来了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尤其是经历2019年「黑暴」，再到落实港区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可以说一国两制实践中可能遇到的来自内部及外部、政治及经济，意识形态及民生等方方面面的矛盾，都得以充分暴露；而一国两制下的「治港对策」则也不断完善 ，形成了治港的较为完整的体系。重要的是，这个治港政策体系，正回到一国两制实践，进入「第二次飞跃」。

毛泽东主席在伟大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中指出，人们的认识运动，首先经历由实践到认识的过程，即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次能动的飞跃;经过实践得到的理性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中去，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能动的飞跃，是更重要的飞跃。因此，可以将过去的二十五年对一国两制的实践和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归纳为第一个飞跃的阶段。在这第一个飞跃的阶段，中央和特区政府对于在香港确立一国两制的制度的基本规律，已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总结了经验教训，得出可行基本的原则。而未来，将是实践和认识一国两制的规律的第二个飞跃的新阶段，一国两制的航船行稳致远。

香港回归前后，有一种说法很流行，那就是，把一国两制简化为：就是换了一面旗帜，其他什么都不变。事实呢，绝非如此。首先，英国人就先变了。他们打的第一张牌是「以主权换治权」，主权名义上还给中国，「米字旗」下来「五星红旗」上去，但实际上还由英国继续管治。这，被理所当然拒绝后，英国人开始争夺九七后实际管治权的布局，美国人也参加了进来。

之后，港英政府最大的动作是急不及待推行「代议政制」，实质以监督权控制行政权，作为是争夺香港「治权」的一种形式。回归25年来，立法会基本处于不能正常运作的状态，只是到了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爱国爱港人士完全控制了立法会，原来的「行政主导体制」不变的设想，才有机会正常实现。

不过，在行政体系里，英国人还寄望于他们所一手培植的公务员体系。第一任政务司长陈方安生，从回归第一天就对抗特首董建华，强化港深「边境禁区」 ，直到后来成为反中乱港的「四人帮」，她其实就是英国延续对港治权的代理人。目前，特区政府还是希望港英留下来的公务员转化为爱国爱港人士，而不是仅仅「打好这份工」、「无愧于己」之人。但显然，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香港的「自治权」是由中央授予，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对「港人治港」，还要强调「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可以不讳言说，这是香港基本法制定时没有写进去，而经过激烈斗争后认识的。在回归二十周年时，香港首任律政司长梁爱诗就明确说：香港回归不单只是换一面旗。而那时，陈方安生则还在鼓吹「换旗说」，为港独思潮解脱，进而为之后的2019年「黑暴」做铺垫。至今，那场激烈的颜色革命被粉碎了，但是社会基础还存在，博弈未有穷期。

香港回归以后与内外反对派的博弈，而主战场则在「选举制度」。反对派的策略是，凭借依然长期占有多数的社会基础，去夺取立法会的议席，以制衡政府的施政；同时，积极参与特首选举，将普选解释为「一人一票」，同样是企图利用己阵营的多数有机会胜选特首从而掌握特区的最高权力。

事实上，从基本法撰写草案开始，相关博弈就异常激烈，最后基本法45条规定，特首经协商或选举产生，根据香港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2014年8月31日，人大常委会通过「831」决定，批准普选特首，但先由提名委员会提名。香港反对派认为按此法难以「入闸」，但是英美使馆则劝他们「袋住先」。现在回过头看，美英老奸巨猾。如果反对派听话，香港由此陷入恶斗不止的选举政治泥坑中。

2021年人大完善特首选举制度的决定，事实上是吸取回归以来激烈斗争的教训，跳开了按西方模式为标杆的范式思维，不但确保实现「爱国者治港」，而且也避免建制派内部分裂陷入恶性竞争。其实，民主不是目的，民主只是达到良政善治的手段。香港的民主包括选举制度，也必然走在发展的道路上。目前，大的原则定了下来，具体操作的细节必然也会与时俱进。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民主制度之鞋如何更适合香港，还要沿着一国两制的道路走走。

中央对香港特区拥有全面管治权，目前已经深入人心，但是香港的经济民生等范畴的内部事务该不该管，怎么管，还是有不同认识的。笔者记得首任特首董建华透露，回归首仗抗击金融大鳄索罗斯，他电请钱其琛从中央派人来港助战。钱其琛回答，中央一定支持，但是不能派人来，因为「我们对香港认识不深，若我们派人来给香港各种错误的意见，大家都会后悔」。主持港澳工作老前辈务实谨慎的作風，令人敬佩。那时，中央的金融人才还真的不多。可是如今，对于香港方方面面的问题都了然于胸了。笔者认为，中央对于香港事务，该管的还是要管。

在政治上，香港处于中美博弈的前沿阵地，单凭香港政府之力，如何足以应付世界霸权。就算在香港土地房屋问题上，纯粹的香港内部事务，可是因为香港的利益集团强大，中央不管，必然解决不了。事实上，从回归之初开通「自由行」，到深港互助，开放股市「沪港通」、「深港通」，创建粤港澳大湾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央已经在积极为香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香港经济必有一个新的大发展的黄金时代。

1949年，南下大军打到罗湖桥收住了脚。毛泽东主席、周总理留下了这个链接国际社会的战略通道。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实行一国两制，香港更成为了内地与世界各国的桥梁，也成为联系海峡对岸的纽带。现在，香港人关心「50年不变」的问题，多数是担心原来的社会生活制度内地化了。商人呢，更是担心营商環境改变了。可是，笔者认为，「战略通道」不变更为重要。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博弈激化，美国要遏制中国也还要打「香港牌」。然而，越是如此，香港越更加开放，继续成为中国联系世界，沟通海峡对岸的桥梁。总之，一国两制践行有了从感性到理性的第一次飞跃，治港之策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现再进入到第二个飞跃，香港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