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轩

一百多年前的「卖猪仔」骗局之所以能够借尸还魂，仍是因为人们心中的贪念，应了那句「桥唔怕旧，最紧要受」。如果不想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两次，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务求把罪案扼杀于萌芽阶段。

最近关于「卖猪仔」骗局的消息不绝于耳，香港保安局接获逾40宗「卖猪仔」求助个案，当中仅有25名受害者顺利逃出生天返港，仍有十多人分别被困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地。除了香港，内地、澳门、台湾、马来西亚等多个地区或国家亦都发生「卖猪仔」骗案，且手法残忍、狠辣，团伙有组织有计划，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无不骇人听闻，更被形容为本世纪最严重的人口贩卖案例。在信息发达的21世纪，大批人如「猪仔」般被卖来卖去，有人甚至被一卖再卖，实在难以想象。究竟为何会让这本已沉寂百余年的骗局借尸还魂？

近月本港不断爆出有市民被「卖猪仔」到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被迫从事诈骗，更过着非人生活。有受害者事后回忆说，当时从Facebook上看到招聘广告，「是做写字楼文职，月薪逾4万港元，主要做网上宣传，有佣金拿，月入可以很可观。」亦有人说，在网上偶然间见到某东南亚国家的赌场招聘荷官广告，月薪高达20万港元，即使对广告内容有怀疑，但仍抱着不妨一试、大不了就当旅游的想法。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一抵达当地就立刻受到诈骗团伙控制，要求支付数万至数十万不等的高额赎金，否则便被强制工作，诱骗更多同乡到当地，如传销组织般不断扩散。

令人惊讶的是，「卖猪仔」骗案并非一宗两宗，除了香港之外，亦有多个国家及地区出现大批受害者，其中又以台湾为甚。据台湾传媒报道，当地已有数千人被骗到东南亚当「猪仔」，情形较香港严重得多。据台湾「外交部」数字，从6月21日至8月10日，接获222人报告在柬埔寨被限制人身自由，其中仅51人返台。在缅甸，4月13日至8月5日有40人报告落入骗局，仅7人返台。如今估计还有数千名台湾人在东南亚失联。

逾十万「猪仔」被禁锢

有救援组织估计，现时超过10万人被禁锢在柬埔寨，一旦反抗或「业绩」不理想，便遭到酷刑：用槌仔或电棒施刑，性强暴、活摘器官、抽血抽精子贩卖……直到完全没有利用价值之后就丢入公海。也有「猪仔」在当地不断被转卖，赎身价成倍数增长。个别人士可能获家人提供赎金而获释，极少数人士能够自行逃出生天。形形色色的「卖猪仔」骗局令人咋舌，同时也不禁令人深思：为什么「卖猪仔」团伙能够如此猖獗，又有那么多人上当受骗？

说起「卖猪仔」，不少人的印象还停留在百多年前的晚清时期，当时清政府被迫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允许西方在东南沿海招募华工。因为应募者要订立契约，名为「契约华工」，俗称「卖猪仔」、「当苦力」。当时洋行、公所通过雇用「客头」（猪仔头），将贫民诱至「猪仔馆」，签订契约，以出国后的工资为抵押，换取出洋旅费，也有使用欺骗、绑架手段掠卖华工的现象。数十年间，被卖的「猪仔」数以百万计，仅东南亚地区就有大约200万华工前往，主要集中于中南半岛的种植园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矿山。契约华工深受「猪仔馆」和船主的非人待遇。直至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禁止贩运「猪仔」与保护华侨的法令，苦力贸易才告终结。

如果说当年人民生活穷困，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信息也相对闭塞，信息真伪无从辨认，才落入圈套，如今这些不利条件均不存在，为何「卖猪仔」骗案还不断发生？据报道，从救回的「猪仔」基本上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受害者被不法集团诱骗出国，并通过合法途径入境东南亚国家，护照和所有相关档案都齐全；二是受害者不知道自己将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仍愿意非法入境；而另一部分受害者则是早已知道自己将从事非法诈骗，但仍为高薪所吸引。综合最近之骗案，「卖猪仔」之所以猖獗，至少包括两大原因。

原因一：跨国网络骗案难执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而成本小、利润大，正是「卖猪仔」骗案的最突出特征。有关骗案手法大同小异，大多是通过网络招聘，以高薪诱骗，实施犯案时已在异国他乡，即便警方「放蛇」，亦很难在本港做到「人赃俱获」，而跨国办案更是难上加难。再加上这些案件不仅涉及港澳台地区，还涉及东南亚的泰国、缅甸、柬埔寨等多个国家，情况十分复杂，只靠港澳台的地方政府和警方的单方面努力，是很难迅速营救出受害者。如此一来，骗徒自然大行其道，肆意妄为。

原因二：长期疫困 病急乱投医

正所谓「病急乱投医」，当一个人身染重病而又苦无良方之时，对事情的分析能力就会变弱，而恰好此时有人开出药方，承诺「包治百病」，许多人就会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姑且一试，以为收益大于风险，结果落入圈套。近年经济环境欠佳，持续两年多的疫情令部分人失业或开工不足，面临巨大财政压力，从而容易产生要「赚快钱」的投机心理。骗徒正是看中这一点，才开出「高薪厚职」的「毒方」，请君入瓮。

其实，要识破骗局并不困难。以往多数是东南亚人士来港谋生，做家庭佣工，甚少听闻港人过去泰柬缅找高薪工作，如今为何会颠倒？以作为骗案中主要「猪仔」贩卖地之一的柬埔寨为例，一个东邻越南，北靠老挝，西北近泰国的中南半岛上的一个小国，凭什么毋须工作经验却可享受比香港还高的工资？有些招聘广告打着大机构旗号，以图增加可信度，其实只要向有关机构查询，不难戳穿把戏。

柬埔寨的政治历史、管治状况、投资机会，平均收入水平，上网都搜查得到。而且「卖猪仔」骗局并非一时三刻突然冒起，柬埔寨当地媒体早在2019年就意识到有类似的犯罪在发生，西港甚至有数十个诈骗园区，负责报道的记者更受到诈骗集团、地方官员和警方恐吓，以致不敢报道。如此恶劣的环境，还怎么会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

「卖猪仔」背后的隐忧

网络骗案是近年增长最迅速的罪案类型之一，现代「卖猪仔」案，本身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本港去年整体罪案数字是64428宗，较2020年的63232增加1196宗，增幅1.9%。当中诈骗案录得显着升幅，达到24%，有19249宗，其中又有超过七成是与网络骗案有关。由此可见，网络骗案已经成为香港最主要的案件之一，如何进行有效打击已成为当务之急。

在许多骗案中，骗徒之所以能够轻易取得受害者的信任，很大程度上源于骗徒能够准确说出受害者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出生年月等个人信息，显示个人信息已经被泄漏，而这些个人资料的源头，无非就是银行、金融机构、电信商等经常会被市民使用到的生活服务供货商。例如八达通公司 (Octopus) 于2010年曾公开承认出卖客户私隐谋利，包括在8年间向6间公司出售客户资料，共获利4400万港元。国泰航空亦曾于2018年外泄940万名乘客个人资料。

另外，港人常用的YouTube、Facebook以及Instagram等社交平台，亦有泄露私隐的风险。私隐专员公署早前曾指出，这些社交媒体会收集用户的12至19种个人资料，包括所在位置、电话号码、甚至用家年龄等，这些个人资料随时会被转移到网络巨企的附属公司，当事人可能面临遭「起底」、「网络欺凌」或「网络钓鱼」的风险。

面对骗徒五花八门的诈骗手法，一方面特区政府须完善有关法例法规，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通过团伙挖掘、溯源分析，增加风险识别能力，并针对不同犯罪场景作出预案，及时发现、制止罪案；同时应修订私隐法例，清楚列明企业在什么情况下可取得何种信息、什么信息可保存、如何保存及销毁等，并列明若企业泄漏了用户数据，须向当事人及相关部门通报。另一方面，政府当局须强化公民防骗意识，多就骗徒惯用伎俩向市民解说。而市民亦须提高警惕，即便对方能详细说出个人信息，亦不要轻易相信，应当多方求证。

正所谓「贪字得个贫」，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一百多年前的「卖猪仔」骗局之所以能够借尸还魂，仍是因为人们心中的贪念，应了那句「桥唔怕旧，最紧要受」。如果不想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两次，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务求把罪案扼杀于萌芽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