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方

他在公开场合的发言气场十足，批评无条件仰视模仿西方，坦言应破除西式迷思和霸权。他心系国家，以高度责任感建言献策、推动社会进步。他深入透视原苏联，剖析西式民主，用比较视野解碼中国之治、弘扬中国之道。他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张树华。

「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要自立自强」

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政治乱象和困局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探讨与反思。然而，长期以来，西式自由主义民主被塑造为西方政治学领域的标准化模板，并成为评判非西方国家政治质量优劣的唯一标尺。

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于长期占据理论和话语制高点的西方逻辑框架而言，是一种「意外」和「例外」，也让西方传统理论深陷逻辑困境。

长期以来，世界政治学研究呈现西强东弱格局。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政治被作为先进文明引入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进入中国大学课堂。包括政治学研究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大多经历了向西方取经、补课、模仿和消化吸收的阶段。西式框架、方式、思维曾深深影响着中国学术。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战略任务。张树华认为，中共中央提出这样的要求和期待，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理论体系自主性建构方面相对滞后。

「目前这方面的尝试已经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敢不敢和如何做的问题，」张树华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勇于放下西式教科书，以平等的态度和敢于超越的勇气，科学回答「今天的世界怎么了？未来又将走向何处？」的时代之问。

在张树华看来，不同文明都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发展演变逻辑，不可能用某一种单一文明或逻辑来完全解释和改造。中国学者有责任、也有能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和话语体系。

现在，中国政治学研究已经有了更多本土化的探索与尝试，张树华认为，更重要的是要「抬头看、察当下、观世界」。

「中国政治、世界政治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当下更是宝库。中国正在经历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实践，这是一个应该也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政治学研究与中国政治发展应当形成『相互给予』正相关关系」，张树华说。

张树华认为，政治学是研究治国安邦的顶天立地的学问。首先在思维上要「站起来」，中国政治学必须得自立自强，「自我矮化，永远当小学生，就站不起来。」其次，中国要形成一套自主学术治理体系，尤其是学术评价体系，张树华为此不遗余力地呼吁和推动中国学术治理生态变革。在研究议题上，张树华认为，政治学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研究中国政治现实。在研究方法上，他所在的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强调团队意识和集体攻关，改变当前学术研究碎片化、个体化的局面，打破机构单位以及学科专业壁垒和隔阂，持续聚焦中国政治发展的长期性和战略性问题，努力建设一支富有创造力和战斗力的科研队伍。

「中国之治为什么能？中国人应当给出自己的答案」

每当出国访问、做学术交流的时候，张树华经常被问到，具体该如何学习和借鉴中国？2016年在明斯克开会期间，白俄罗斯原副总理、原驻华大使托济克向张树华询问，中国如何处理政府和企业的税收关系？中央和地方是什么样的财政收支关系？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代理所长德米特里·索罗金教授，也在一次会后询问张树华，为什么与俄罗斯企业多年出口能源及原材料不同，中国企业却能实现科技自主创新？

张树华感到，对这些问题，中国学术界还没能及时给世界解疑释惑。这其中既有沟通方法层面的问题，也有学术研究滞后的原因，导致中国学术对外缺乏解释力、说服力。

张树华认为，近年来对外传播主要用力在讲中国之大、中国之强，而国外受众往往心存恐惧且「感觉遥不可及」。因此，还应讲清楚中国之妙、中国之美、中国之道与中国之理。新中国70年创造了「两大奇迹」——「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中国之治为什么成功？外界非常想知道答案，中国人必须给出自己的解答。

张树华分析，当下流行的是过于偏重宏大叙事，用国际上可共鸣的话语阐释中国道路、经验、做法的不多，在中观乃至微观层面解释中国经验的则更少。而在几十年的实践中，中国探索出许多富有特色的发展模式，比如，产业园模式、科技园模式、先行示范区等，还有中关村模式、航天体制、华为模式等等。研究、表述清楚才能让国外受众看得见、摸得着。他指出，政治话语不等同于学术，政治话语和学术亦不等同于对外传播叙事。

他认为，学术界应当作出原创性、集成性理论和话语贡献，用中国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构建和升华中国的概念和理论体系，讲好中国发展和治理的故事。

这些年，张树华在对外交往中注重与外部世界「相互转换翻译」。他从东西方民主的道路选择和利弊比较中来廓清中国的民主底色、特征和面貌，从中国历史、文化和经历讲述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没有重蹈西式道路及其为世界提供的崭新逻辑和价值观。

咨政建言 服务社会

在学术研究同时，张树华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他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全国政协委员。2016年以来，还连续兼任北京市东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不驻会）。

他撰写的提案和建议涉及经济发展、经营城市、奥运机遇、文化产业、交通及车辆管理等许多方面。他格外关注教育问题，前后提出了「建设一批训练基地，提高青少年的身心素质」「切实加强中文教育，改善外语教学」「切实加强对我国青少年的社会教育」等提案，促进了中国青少年全面素质的提高。

他的提案注重反映民声、民情、民意。2022年全国「两会」后，高门坎、高付费形成垄断之势、已经引发民怨的中国知网数据库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而在这之前，在2022年3月政协全会上，他提出建设「国家人文社科知识资源库」的提案，建议给国内外广大人文社科研究人员和社会公众提供公益性、权威性的免费知识资源使用平台。这一建议也获得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优秀提案奖。

从2008年始，张树华带领研究团队开展了功勋荣誉制度比较研究，相关研究和建议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201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意见》。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逐步建立起以「五章一簿」（「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及功勋簿）为主干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张树华及团队的调研和建言献策成果推动了这一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张树华以旺盛的精力和热情参与社会活动，他说，通过参加人大和政协活动，走出书斋，融入社会，近距离观察和触摸中国政治的运行和社会脉动，也锻炼着自己的社会能力，践行着一个新时代中国学人的社会责任。

也正是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张树华对青年一代的培养十分注重「综合能力和全面素质」。对刚刚毕业进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工作的青年，张树华有一套自己的培养思路和方法，既重写作水平，也重沟通、组织等办事能力。培育过程中他注重言传身教，提携、举荐青年学子，培养学术梯队。「一是学科知识水平，二是应用科研能力，更有政治方向、道德水平等各方面的综合把关锤炼，使得年轻人能够快速转型进入岗位角色并适应社会需要。」

「始终精进」的爱国者

张树华1966年出生于河北省河间市。16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南开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辅修世界经济专业。1982级的大学生，张树华也是班上乃至全年级年龄最小的一位。

虽然年纪小，但心气不小。一开始由于俄语基础不好，被分配到慢班，张树华暗暗将自己同基础好的同学相比较，专业学习更加仔细认真。为此他借阅、读遍了图书馆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俄语教科书。短短一个学期过后，便升到快班，不久后在快班中也名列前茅。

这段学习经历张树华后来经常想起，提醒自己要始终精进，做好自我管理、目标管理。学习就要学好，做事就要做好，还要争取最好。

大学期间，张树华对各类书籍如饥似渴，最喜欢读的书之一是《鲁迅全集》。他说，鲁迅的战斗性、思辨性一直在潜移默化影响着自己。无论是看待事物还是思考问题，他不固守既定模式，通过独立判断梳理出自己的逻辑，同时对比和关照现实，多做延伸性思考，努力做到分析问题鞭辟入里。

继1988年考取中国社科院在职研究生之后，1989年，张树华又考取了国家教委公派的研究生，1990年3月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政治社会学专业。他每天买来多份俄文报纸杂志阅读，坚持收看俄语电视节目，跟踪分析新闻和政治事件，并广交各类苏联——俄罗斯朋友，广泛了解当时政治、社会和人民生活处境的种种变化。

四年国外留学经历让张树华深深感到，要把国外看到、学到的东西，观察比较中国。对中外社会的深入了解，对不同体制的总结和思考，让他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应该选择怎样的道路。

1994年，张树华成为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首位毕业的中国博士生。毕业前后正值中俄经贸活动高潮期，当时许多留学生选择在当地下海经商。张树华没有犹豫，论文答辩后毅然回国，回到中国社科院继续从事研究工作至今。

张树华认为，爱国立场不是盲目的，更不是口头上的，是理性思考和学理支撑的。作为政治学研究者，一步一步通过观察，通过全面、历史、冷静的思考，为国家寻找正确的方向，通过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为社会尽责，这是自己爱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