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萃芝

疫情之后，演出行业快速复苏，高涨的娱乐需求下各类演出本就一票难求，「黄牛」倒票现象更加剧了供需矛盾。正如5月初开票的五月天演唱会，短短5秒之内，6场累计近30万张门票就全部售罄，而二手交易平台上高价「黄牛票」却比比皆是。「黄牛票」从哪里来？演出经济怎样才能健康发展？

演出行业迅速复苏，一票难求成为常态

演出市场肉眼可见地复苏了。

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2023第一季度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达6.89万场，较去年同比增长95.42%。四五月天气转暖后更是迎来演出大爆发，仅5月20日一天，就有张杰、梁静茹、张信哲、刘若英、谭咏麟、李宇春等数十位歌手举办演唱会。除此之外，演奏会、音乐节、戏剧表演、脱口秀……积压几年的观演热情都在这个春夏释放出来，人们周末的行程被形形色色的演出排满，娱乐需求持续高涨。

而近些年由于成本的上涨，演出票价本就连年走高。以成都仙人掌音乐节为例，2018年早鸟票售价是260元，2019年涨到了350元，2021年588元，2022年则涨到了699元。即便涨势如此凶猛，一票难求依然成为大多演出活动的常态，大众的娱乐消费热情可见一斑。

在此情形之下，被称为「黄牛」的票贩子乘势而起，向苦于购票无门的观众兜售高价门票，使得加价倒票现象大行其道，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5月9日，五月天演唱会北京站开票，30万张门票几乎瞬间售罄。一边是官方售票平台大麦App上，该演唱会票价从355元至1855元全部显示「缺货登记」；另一边，在「闲鱼」等二手交易平台上，高额加价转售门票的信息却比比皆是，不同场次、不同位置的门票一应俱全，而票价则至少翻了一番，五倍于原票价的报价也并不少见，「黄牛」声称「我卖的都是电子票，买到以后可以在官方售票网站查到信息」。

「黄牛」倒票行为，早已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北京等地多次开展专项整治和联合执法等行动。核验演出资质和审批文件，抓捕非法倒票扰序人员。然而，相关整治和执法行动没能阻断「黄牛」倒票行为的蔓延。5月26日，在五月天演唱会北京站第一场开场前，演出场馆「鸟巢」外仍有大量「黄牛」游走在人群中间低语「要票吗」「收票收票」……原价855元的看台票已经被炒到2000元，内场票更是炒到了6000元的高价。

据半月谈记者报道，9月周杰伦天津演唱会的门票目前还没有正式发售，但在一家第三方平台上，已出现有关该演唱会开始预售并承诺有票的信息，原价1400元一张的内场票已经加价到2600元以上。

「黄牛」抢票技术更新反复运算，实名制反成倒票新出路

官方开票即售罄，为何「黄牛」却票源充足？

原来，「黄牛」倒票业务近年来开始从线下向在线转移。一些「黄牛」研发出专门用于抢票的软件，可以在售票开启的第一时间抢到票，甚至还形成较完整的抢票产业链，一些平台甚至有账号兜售门票代抢工具。

对此，票务平台大麦网有关负责人称，平台对「黄牛」持「零容忍」态度，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精准识别、智慧对抗、实时拦截的平台治理体系，可精准拦截机刷请求。根据平台提供的数据，仅2、3月份，大麦共拦截「黄牛」机刷等行为400万次，持续通过风控技术阻击「黄牛」抢票。

虽然大麦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在一些平台上仍有账号通过「代拍」模式招揽门票生意，也有门票交易成功的信息显示。对此，大麦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代拍的情况，由于其与正常消费者行为一致，平台方也无法识别。」

此外，为了防止「黄牛」倒卖演出票，如今不少演出都推出演出实名制，即采用电子票的形式，观演人需要二维码+身份证+人脸识别才能入场，以此代替有票就能进的纸质票。不过这显然没能影响「黄牛」们的财路，代抢成为他们的新出路。

「黄牛」们组建了专业代抢群，客户把自己的身份信息报给「黄牛」，代抢们收到信息后就用客户的身份代抢，代抢费大多数从几十到几百元不等，热门演唱会代抢费甚至高达几千。还有一些「黄牛」会雇用大量学生抢票，囤积票源，再以「代抢」或是「现票预订」的名义，在各大平台兜售门票。

由此，在演唱会推行实名制后，「黄牛」票的价格甚至比纸质票时期更高了，原因就在于供需关系的改变，使得话语权发生了转移。

关系票流入「黄牛」手中，二级票务平台成「倒票」集散地

除了机刷、代拍与代抢，「黄牛票」还有一个来源，即关系票。其实「黄牛」倒票之所以屡禁不止，也是由于除了官方平台正常发售的门票外，还有大量不在线上销售管道范围内的门票流入「黄牛」手中。

此前有香港媒体透露，即便是在红馆这样相对成熟的演出场馆，门票公售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只在30%左右。今年4月26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演出市场管理规范演出市场秩序的通知》，第五条明确表示「督促演出举办单位、演出票务经营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营业性演出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70%」，这是对于演唱会门票公售率的首次规定。

而所谓的关系票，也就是这剩下的30%。这些票从哪里来？最大的一个来源是主办方或承办方。一场演唱会能够顺利举办主要靠主办方和承办方，主办方负责演唱会总体方案，承办则负责落地执行。

主办方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专门的演出公司主办，比如五月天演唱会的主办方「华乐非凡」的经营范围就包括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接受委托代售门票等，因此也在粉丝抢不到票，「黄牛」却有大量票的时候，公司就一度被质疑跟「黄牛」勾结。随后华乐非凡发微博进行否认，称售票公开透明。

另一种是歌手工作室或相关持股公司主办，比如2023王源「客厅狂欢」巡回演唱会主办方就是王源工作室。这种形式的优势在于歌手对于演出的可控性更强，有消息称，王源「客厅狂欢」上海站的演出公售率达到了90%，可以最大程度保证票不流入「黄牛」手里。

但到具体落地，仅靠歌手工作室很难协调这项体系庞大的工作，因此也就需要各个地方的演出公司来承办，协助落地执行。而这些承办公司通常是「黄牛」票最大的来源。「大票务一般跟这些承办公司都有联系，最后一环一环流到我们这些小票务手里，票务从承办公司拿票的时候，拿到的就是加价票，所以一层层下来，人人都要吃一口肉，『黄牛票』也越来越贵。」除了公开售票和承办公司拿票外，还有一部分门票会流向公关、赞助商、行政部门等，这部分票很大一部分也会被卖给「黄牛」。

而二级票务平台则成为「黄牛」倒票的集散地。当前，我国演出票务市场已经形成一级专业票务平台与二级票务平台共存的多元化格局。这些二级票务平台没有票源，无法辨别门票真伪，也无法规范市场票价，只是充当了中介的角色，实际上为「黄牛」倒票提供了平台，暴露出服务与监管的短板。

建议加大打击力度，挤压非法牟利空间

近期歌星演唱会天价门票现象屡上热搜，「黄牛」倒票行为已经愈演愈烈，如果不严加管理，将对演出市场健康发展、经济有序复苏回暖造成极大伤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认为，票务市场的组织方、演出单位，应当用好现在的互联网技术，强化网络售票实名制，挤压「黄牛」的生存空间。「市场调节或许出现失灵，但监管不该失灵。执法部门和行业市场监管部门应当用好、用够、用足法律赋予的市场准入、行政监管、行政处罚和行政指道权限，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强化打击和制裁黄牛倒票行为，为演出市场可持续健康发展服务。」

目前，各个票务平台已不断通过订单限购、实名制、技术打击等手段，构筑票务系统的「防火墙」，挤压非法管道牟利空间。此外，「强实名制」是许多演唱会用来防备和打击「黄牛」的一种手段，要求「人、证、照」合一，部分场次尝试「限时退票」「票务电子化」「仅允许转赠一次」等模式。

但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芦云认为，实名制乃至「不退不换」是一把「双刃剑」。过度「一刀切」，政策在堵住票务后门的同时，可能会涉嫌霸王条款，剥夺消费者解除合同退票的权利。

强实名的争议在于隐私权和霸王条款。人脸识别引发了是否过度收集信息的探讨，而强实名无法退票和转让的操作，也使律师提出质疑——民法典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或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格式条款无效，这一规定或许跟这一条款有冲突。强实名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黄牛炒作，但仍有诸多后遗症亟待解决。

一名票务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逐步回暖升温的演出市场，关键还是要监管部门重拳出击，督促主办方公开透明公示信息，加大打击力度，保护消费者公平市场权益，为我国消费市场复苏保驾护航。

疫情之后演出行业复苏，各类演出一票难求，「黄牛」倒票现象加剧了供需矛盾。「黄牛票」从哪里来？实名制也阻挡不了「黄牛」炒票？怎样才能铲除「黄牛」问题？提高社会治理能力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