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后法

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8月15日本应访问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等太平洋国家，但由于她所乘坐的老爷飞机连续两次发生故障而被迫取消出访。这本来是德国外长自2011年以来首次访澳，但德国政府的飞机太老旧，当飞至阿联酋及附近海域时发生故障，于凌晨迫降于阿布扎比。专机经检修后再度起飞，但1小时后故障再现，专机回到阿布扎比第二次被迫降落。因一时无法修复，贝尔伯克宣布取消出访。就这样，一次重要的出访泡汤了。一个大国的外长因飞机老旧发生故障而取消出访，这在世界上并不多见，这样的尴尬是否就是德国当前境况的写照？

贝尔伯克是德国绿党的政治家，在内政上代表左派立场，外交上主张亲美反华，对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持保留态度，甚至倾向于与中国「脱钩」。然而，自从社民党、自民党和绿党三党联合执政以来，德国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德国对内对外的行动能力已大不如前，德国在欧洲独占鳌头的大国地位黯然失色。而这种局面的出现，正是与绿党所代表的政策有着一定关系。

贝尔伯克出访受阻看来正是德国地位衰弱的一个缩影。她所乘坐的专机已有23年「工龄」，政府专机如此老旧，这在西方国家实属罕见。近年来，德国政府专机频频发生故障，2018年，时任总理的默克尔和财长朔尔茨乘坐专机前往阿根廷参加G20峰会，飞机在中途发生故障被迫返回，只能改坐普通航班赴会。2016年，时任国防部长冯德国莱恩的专机在尼日利亚上空发生计算机故障，被迫在当地过夜。

经济失去增长潜力

德国经济近来频频告急，经济衰退的阴影越来越浓。继去年第四季度GDP出现滑坡后，德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度又下滑了0.3%。连续两个季度出现下滑，意味着德国经济已经陷入技术性衰退。作为昔日的「优等生」，德国经济目前不仅低于欧盟总体水平，而且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也处于末尾。欧盟主要成员国今年首季均已止跌回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德国经济今年将下降0.1%，其表现很可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差的。

德国著名经济研究机构IFO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景气指数呈现六个月以来的首次下降。德国财长林德纳也承认，德国GDP增长面临巨大压力，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德国经济正在失去增长潜力。由于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社会消费难以起死回生，无法拉动整个经济的复苏。近年来，德国通胀一直处于8%左右的高位。而作为严重依赖出口的经济体，德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均面临严重通胀和需求低迷，打击了德国的对外出口，通胀反过来又削弱了德国产品的竞争力。

德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制造业，尤其在汽车、化工、光学、设备制造、精密仪器等领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样的经济结构理应具有较强的抗危机能力，但面对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的双重打击，德国制造业首当其冲，受到了严重冲击。德国的能源供应长期以来严重依赖俄罗斯，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德国没有发挥劝和促谈的作用，而是跟着美国给冲突火上浇油。俄乌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是德国经济面临衰退威胁的重要原因。

此外，作为制造业大国，美国拜登政府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对德国也构成了很大冲击。例如，美国去年8月通过的《通胀消减法案》就是旨在改变国际投资走向，通过巨额补贴等手段将其他国家的投资引向美国。法案实施以来，已对德国经济造成明显负面影响，很多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企业纷纷调整投资计划，将投资由欧洲转向了美国。如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因美国承诺提供13亿美元资金补贴，决定在美新建电动汽车厂。德国本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之一，2010年德国汽车总产量为600万辆，到去年已降至370万辆，美国的法案无疑是对德国制造业的沉重打击，加剧了德国人对「去工业化」的担忧。然而，德国政府对美国的做法基本上采取了忍气吞声的态度，至今未见什么反制措施。在欧盟内部，德国也没有牵头提出响应美国的抗衡措施。

除了地缘政治危机的因素外，德国僵化的管理体制、科技投入不足、高端人才短缺、对世界科技进步的反应迟钝等也是德国经济黯然失色的重要原因。另外，经济界对德国的官僚主义也是怨声载道，其突出表现是审批程序复杂、办事效率低下等。官僚主义被认为是影响营商环境的重要负面因素，它妨碍了企业对市场的反应能力，降低了企业的对外竞争力。

过去几十年，德国始终充当欧洲乃至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带领欧洲经济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德国是欧盟的头号经济体，其经济总量在欧盟中的比重高达近30%。昔日的「领头羊」成为「拖欧洲后腿」的经济体，不禁让人感叹难以逆料的时代变迁，也引起了欧洲国家的担忧。因为，德国处于欧洲产业链的中心地位，很多欧洲国家与德国的产业链紧密相连，德国经济「得病」，必然连累欧洲其他国家。

传统政党执政不力

一方面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方面却缺乏强有力的政府，这是德国当前面临的双重困境。德国传统大党近年来的领导能力一蹶不振。历史上，德国政坛主要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联盟、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所主导，历届政府由上述四大政党轮流执掌。后来，绿党逐渐崛起，也挤进了执政的大门。长期以来，传统大党为德国的政治经济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欧洲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战以来，德国政坛诞生了许多世界级的杰出政治家，如康拉德．阿登纳、路德维希．艾哈德、维利． 勃兰特、赫尔穆特．施密特、赫尔穆特．科尔等等。其中阿登纳和艾哈德在二战后领导德国缔造了举世闻名的经济奇迹；勃兰特在冷战期间为缓和东西方之间的对峙运筹帷幄，他在访问波兰时的「华沙之跪」震惊了全世界，成为人类历史上战争赎罪的典范；科尔总理以超常的政治智慧，抓住冷战即将结束的战略机遇，实现了德国的统一。

德国战后历任总理都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领导德国走出了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实现了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高速发展，并创造了世界上独特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对外关系上，德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和世界各国发展关系。面对东西方剑拔弩张的军事对峙和政治对抗，德国虽然首当其冲，但始终沉着应对，坚持缓和政策不动摇，充当美苏对抗的「润滑剂」，为本国的经济发展争得了空间。

历史上，欧洲是世界上大国竞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法国与德国、英国与法国、德国与英国之间结下了深重的历史恩怨。在利益冲突面前，欧洲大国往往都是兵刃相接，战争成为欧洲解决冲突的主要方式。二战后，如何永远告别战争，使各国真正做到「立地成佛」、「解甲归田」成为摆在欧洲各国面前的重大问题。在这方面，德国战后历届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始终坚持「欧洲的德国」路线，将本国的发展置于欧洲的整体利益之中，全力推进欧洲统一进程，那怕牺牲本国利益，也要维护欧洲的团结。

如果说，德国二战后成为欧洲和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果然有政治稳定、经济体制和美国援助等多种因素，那么，构建欧洲一体化格局、奉行平等互利的对外政策、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无疑是德国实现经济强国必不可少的条件。德国从一个臭名昭著的战败国跻身于经济上引领世界、外交上广受世界尊重、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影响的大国行列，正是德国几代政治家领导能力和政治智慧的结晶。

然而，德国政坛近年来缺乏具有战略头脑的高水平政治人物。在默克尔总理卸任后，由社民党的奥拉夫．朔尔茨领衔组阁，自由民主党和绿党联合执政。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德国需要的是强有力的团结一致的政府，但俗称「红绿灯」的三党联合政府却「同床异梦」，执政理念并不一致。在一些重大内外政策上，朔尔茨难以凝聚三党意见，形成高效的决策机制，出台符合本国利益的内外政策。

德国联合政府自2021年12月上台执政以来，几乎一直处于危机之中。上台之初，三党以「大胆进步」为口号，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但至今并无明显进展。特别是有关能源部门的改革，各方争论不休，一再被搁置。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德国政府并没有显示出精湛的专业水平。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德国没有提出作为欧洲大国的独立主张，而是盲目跟随美国，使德国在欧洲的战略地位大为逊色。在对华政策上，朔尔茨虽然主张发展对华关系，但未能摆平绿党的反华态度，对华政策日益受到美国的左右。

尤其让人担忧的是德、法关系的疏远。二战以来，德国和法国一直是欧洲地缘政治的主角。欧洲的一体化、欧洲的货币统一、欧洲的「战略自主」，都离不开德、法的步调一致。然而，朔尔茨上台以来，德法关系开始出现龃龉。在一些涉及欧洲利益和前途的重大问题上，德国并不完全认同法国的立场。从长远看，德法如果在政治上不能实现高度一致，欧洲在世界地缘政治中将难以形成整体力量，在未来的多极世界格局中也很难成为一极。

长期以来，德国政局在西方国家中是最稳定的，但由于近年来政府执政能力下降，经济、社会问题日益突出，选民不满情绪上升，引发了政党结构的微妙变化，最突出的表现是右翼势力的崛起。作为右翼势力最有影响力的代表，德国选择党近年来不断壮大，选民对它的认可度不断提高。自成立以来，选择党的支持率一直徘徊在9%至14%之间，但到2015年，其支持率一跃升至近20%，逼近传统大党的水平，动摇了德国长期形成了传统政党结构。

其间，选择党的支持率虽有所下降，但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其民意支持率再次大幅提升，到今年8月，达到了21%，成为仅次于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德国第二大党。执政党的内讧、能源危机的爆发、经济形势的恶化、选民对前景的担忧，给选择党提供了在政坛「攻城略地」的良机。展望未来，如果传统政党不能交出令选民满意的政绩，将不排除选择党进入内阁的可能，甚至成为联合政府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