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瞻

2023年底，中国两年一次的院士增选结果终于出炉，共计选出59名中科院院士、74名工程院院士。长期以来，院士的「帽子」都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尽管增选事宜尘埃落定，但关于「帽子」的讨论余波犹在。

新院士名单公布后，外界第一时间发现，今年当选院士的人数与计划名额相差甚大。其中，中科院计划增选名额79名，实际当选59名，工程院计划增选名额不超过90名，实际当选74名，缺额为2009年以来历次增选中最大。

「宁缺毋滥」，这一结果正是院士制度改革的直接反映。今年院士增选要求第一轮改为外部同行专家评审，筛选出增选名额120%的候选人，后由院士进行第二轮投票；不论是院士还是同行专家，均独自评审、独立投票，大大减少候选人与投票人、投票人与投票人之间的接触交流。

与此同时，今年两院院士的增选还有诸多新变化。例如，两院首次发布防止「说情打招呼」相关办法，均规定对认定为存在说情打招呼行为的候选人，永久取消参选资格。另外，中科院还特别规定，对存在学术造假的候选人「一票否决」。

一系列制度改革措施将最大限度挤压院士增选的「灰色空间」。但从另一面也不难看出，中国院士制度其实积弊已久。「让院士称号回归荣誉性、学术性」，在这件事上学术界已经呼吁多年，同期关于完善院士制度的相关档和规定也不断出台，但院士头衔带来的「隐形好处」却早已不是秘密。

知名结构生物学家颜宁成为此次新当选的最年轻院士之一，她在得知后响应此事表示：「这些『帽子』没什么特殊，其实它不能改变你这个人，不能改变你是谁。」的确如此，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院士的「帽子」亟需一场广泛且持久的「祛魅」。

院士「帽子」成为「聚宝盆」

一直以来，院士都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誉称号。也正因为其荣誉光环之闪亮，让院士这个群体始终备受各方关注。院士制度建立以来，一度出现单位之间吸引院士、抢挖院士的乱象，而个别院士涉嫌学术不端行为、经济问题等话题，都会引发诸多讨论。

从之前的「烟草院士」，到「白酒院士」「黄金院士」，再到去年中科院老院士、北京理工大学老教授方岱宁在线参加学术会议时，突然被闯入镜头的年轻女子抱脸亲吻，成为舆论热点，视频引发热议，丢尽了院士的脸面。部分院士或者院士候选人的行为不端，始终令社会公众对这一科技工作者最高荣誉心存疑惑。

尽管中科院和工程院不断强调对院士失范行为「零容忍」，但时不时爆出的丑闻也让外界困惑，为何院士的「帽子」总是容易出事？其实，院士头衔带来的「隐形好处」早已不是秘密。作为一种荣誉称号，院士本身权利有限，但在强大学术光环加持下，拥有院士的高校、科研机构等，甚至地方政府，往往能在项目规划立项、经费、科技规划制定和评议等方面获得优先权。

在利益的诱惑之下，院士的称号几乎成为「聚宝盆」。一方面，随着科技加速进步，作为科技领军者的院士不断靠近产业前沿，其头衔与名利挂钩的脉络也不断延伸拓展，「含金量」十足。在国内城市掀起的「抢人大战」中，院士作为顶尖人才、引才政绩的标志，往往能得到上千万元的项目启动资金，其个人还能以「一人一议」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价值等同于数百万元，并享受顶尖档次的医疗保健待遇。

另一方面，院士「走穴」现象也引起舆论哗然，喜欢抛头露面，为企业站台，活跃于各类会议论坛，在非自身专业领域发表言论、误导公众，一系列令人咂舌的非正当利益始终在院士群体中阴魂不散。

针对院士「帽子」成为「聚宝盆」，在今年增选结果出来之前，中国科学院对「院士行为规范」进行了更新，新版《中国科学院院士行为规范（试行）》相比此前2014年的版本，新版内容由26条增加到33条。

外界注意到，新版院士行为规范增加了一个重要章节，主要对院士的「禁止行为」进行了具体规定，其中包括：禁止参与有损中国科学院及院士群体声誉的活动；禁止以院士称号谋取不正当利益；禁止以院士名义参加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学部和学术团体、学术期刊以外活动；禁止参加各类应景性、应酬性活动；禁止参与设置以「院士」冠名的非学术活动场所。

新版的院士行为规范还进一步要求，禁止院士公开发表与自身专业领域无关的学术意见；禁止参加与本人职务职责和专业领域无关的咨询、评审、评价、评估、推荐等活动；禁止违背推荐、评审、鉴定和评奖等活动的公平和保密原则。

此外，关于院士增选环节，最新规范也进行了细致规定，包括：禁止院士接受任何个人或单位委托推荐、无原则推荐；禁止在院士增选中说情打招呼；禁止与候选人发生不当交往和利益交换；禁止接受各种名目的送礼；禁止违反规定与候选人交流增选工作相关事宜；禁止擅自向社会公开整个增选过程的任何信息。

院士的「帽子」与名利纠缠

院士的「帽子」原本是作为一种荣誉存在，但其背后的影响力让这顶「帽子」可以直接被利益衡量，容易拿到重大课题，组织庞大团队，滋生「近亲繁殖」，甚至诱发学术界的半商业行为。院士头衔捆绑了过多的利与权，容易滋生利益驱动、结构僵化的「学阀」现象。

曾有学者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在局外人看院士评选是专家评选，实际上背后大家都清楚谁和谁是什么关系。一名院士能影响一批学者，甚至整个学科的学术风气与活力，院士评选需要排除「学阀」作祟，消解「花钱跑院士」「背靠大树好乘凉」等乱象。

当前，院士隐性利益远远超越学术荣誉与金钱。有媒体评论指出，有了院士头衔，就会有更多的人邀请参加各种成果鉴定、项目验收、学术报告。收入在其次，关键在处处尊崇。更可以主导国家在某领域的科研项目，甚至参政议政。前些年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潜规则：非院士不能当著名大学校长。在一些科研薄弱的省份，院士享有副省级待遇已经成了不成文的规定等等。

正因为有许许多多超越了学术荣誉的东西，一些人趋之若鹜，甚至不择手段。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原中国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这位号称「中国高铁第一人」曾于2007年和2009年两度参评院士，并且坦白其向企业老板受贿达到千万以上的数额用于参评，只差一票落选。如此巨额的贿选，背后涉及多少利益勾连，令人浮想联翩。

近年来，院士评选制度改革举措频频，制度设计日趋完善，但也要看到，仍有掣肘因素待突破。一些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如学科、区域结构不均衡，院士增选政策还有待进一步优化，院士管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等。院士称号依然承载较多非学术性因素影响，极个别院士的不端行为，损害了院士群体的声誉和形象，造成了恶劣影响，不利于营造良好的科研创新生态。

在外界看来，舆论争议的背后隐含两方面问题：一是获评院士会给个人、单位甚至地区带来巨大利益，需警惕院士制度逐渐演化成集多方、多种利益于一体的「庞然大物」。二是提名人选来自多个管道，实操层面标准难统一。因此，让院士的「帽子」真正回归荣誉，是当前完善中国院士评选制度的紧迫改革任务。

「院士」帽子改革前路漫漫

让院士的「帽子」回归荣誉看似简单，但须知荣誉光环本身正是院士涉足各项利益的起点，要让荣誉和利益彻底脱钩，实际需要大量具体的制度探索与实践。

对此，中国在顶层设计层面不断提出相应改革举措。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指出，要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文件，院士年满70周岁退休；个别因国家重大项目需要，最多延长至75周岁退休。2022年9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化院士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强调要以完善制度、解决突出问题为重点，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更好发挥院士作用，让院士称号进一步回归荣誉性、学术性。

在实际操作层面，院士选拔可在选拔、票选、学风、监督、退出等机制方面进一步完善。就今年的两院院士增选而言，其首次增加了外部同行专家评选环节。原先在提名阶段后，第一轮评审为内部选拔和答辩，第二轮评审为全体投票。今年评审和选举阶段则改为先由外部同行专家评选，再进行院士增选大会选举。

有媒体评论称，今年最大的改革，正是将「有效候选人到增选名额120%的候选人」这一环节的筛选权力，从原本的各学部院士交给了外部同行专家。另外，在选举投票环节，不仅时间被压缩，管理也更加严格。不论是外部同行专家还是院士，在投票时均需要独自评审、独立投票，有效减少了选举期间「说情打招呼」的情况。

据报导，参加评审的外部同行专家管理最为严格，每名投票人都需要上交手机、闭门不出，也不能进行交流，审阅候选人材料后进行独立投票。

但围绕外部同行专家评审的举措也招致争议，有观点认为，随机选取外部同行专家难以预测，候选人说情打招呼的难度大幅增加，也能减少「小圈子」「近亲繁殖」的情况，但有反驳声音指出，外部同行专家水平要逊于院士，评审结果是否准确客观还有待观察。

可见，院士增选机制和院士管理模式仍有改革空间，尤其是前者作为院士评选入口，要做好全过程的信息公开。既然院士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回归科学与荣誉，涉及相关部分就应向所有人敞开，坦坦荡荡接受公众审视以及质询。如此，才能维护院士制度的公信力，让院士的「帽子」真正「祛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