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年尾举行，七常委悉数与会，显示会议之重要。会议坦承，当前经济存在困难和挑战。会议就2024年的经济工作指示路径。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恢复和产业升级关键期，结构性问题、周期性矛盾交织迭加。从长远而言，必须加大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尤其应转变债务驱动的发展模式，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消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和释放市场新活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中旬在北京举行。会议坦承，当前经济所存在的困难和挑战，包括：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有观点指，2023年是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一年，2024年可能还会更复杂。

保四争五 面临五重挑战

对于2024年而言，中国经济增速「保四争五」可谓知易行难，业界认为，至少五重挑战横亘其前。

一、 国际逆风 

2024年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选举年，包括美国、印度、英国等人口总数超过40亿的地区，将举行70多场选举。

受单边主义、地缘政治、军事冲突、通胀形势、国际债务以及产业链重组等多重风险迭加影响，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速大幅放缓，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且不均衡，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2024年，全球经济恐怕难以软着陆，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部分国家要求企业将其生产和投资迁出中国的压力有增无减。

有专家预计，诸多国家面临「去风险」政治压力，且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意味着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难以恢复到过去十年平均水平。预计2024年，国际收支口径下的外商直接投资仅将反弹至过去十年平均水平一半，即年均1200亿美元左右。拖累中国向价值链高端转移，抑制生产率增长。2025年或之后中国在全球出口中份额亦将有所下降。

IFF最新报告亦预测，全球经济前景仍存在下行风险，通胀压力可能会更加持久、金融困境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和加深、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可能会导致更大地缘经济和金融分裂，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低于预期。

二、民资低迷

近年来，受全球经济形势和疫情影响，中国诸多民营企业效益下降、现金流紧张、再投资能力不足，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的意愿较低，在平台监管政策调整下，部分大型民企经营亦遭遇挑战；此外疫情以及社会思潮演变等因素亦对民营企业经营带来冲击，中国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低迷。

专家表示，三年疫情对中国经济基本面和元气有很大伤害。目前经济仍处于恢复期，需求不足矛盾突出。

民营经济支撑着国民经济大半壁河山，民营投资下降过快将威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因此，2024年补民间投资短板，扭转民间投资持续下降局面，极为重要。

三、 债务缠身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中国地方债发行逾8万亿元，创历史新高。专家表示，考虑到新增地方债额度尚未发完以及特殊再融资债继续发行，2023年全年地方债发行规模大概率在9万亿元左右。

中国范围城投债发行数量和余额持续攀升，2023年地方政府新增发行城投债36074亿元。近三年为城投债到期高峰，2023年总偿还量近五万亿，为近十年峰值。

2023年已是化解地方隐性债的第五年，隐性债化解期限过半，与此同时新增隐债居高不下。根据中国审计署发布报告，2022年49个地区通过承诺兜底回购、国有企业垫资建设等方式，违规新增隐性债务415.16亿元。

受经济风险财政化、财政收入下滑、举债规模增加、债务集中到期等影响，中国部分区县靠自身能力难以化债，地方隐债违约风险加剧。

四、楼市风险

有数据显示，过去20年间，中国地方政府高度依赖房地产和土地相关收入，支撑地方融资平台运营以及地方基建投资。房地产和土地相关收入占地方政府整体收入比例曾高达1/3，土地出让净收入曾占基建投资资金来源15%-20%，

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投资与销售均表现低迷，对产业链上下游带来较大冲击。从2021年7月始，中国房地产市场步入下行周期，房地产领域风险逐步暴露，例如房企债务风险、期房烂尾风险、房地产销售和投资持续低迷等，对财政、金融、经济等各方面均产生重大影响，这些风险具有较强传染性，甚至已波及金融体系，引发坏账风险。

有专家预计，2024年全年房地产销售面积将下降5%，新开工将下降10%，房地产投资将下降5%，2024年房地产下行对GDP增长的拖累将在1-1.5个百分点区间。未来几年房地产活动或持续疲软。房地产建设活动进一步走弱将拖累2024-25年钢铁、其他原材料和家电内需下降，进而抑制相关行业资本支出。

五、信心疲弱

预期偏弱是制约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持续三年的疫情冲击造成了市场主体资产负债表结构性损伤。疫情冲击下，房地产等资产估值发生变化，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企业利润下降，实际负债率上升。这在低收入家庭、小微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经济长周期出现下行压力的当下，中国部分企业、居民、甚至政府官员已出现「躺平」现象。

北京观察家表示，预期偏弱反映了资产负债表受损的实际影响。如果政府部门、市场主体包括工薪阶层均降低期待、降低欲望、降低努力，将会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持续的负面影响，因此，2024年，中国社会应避免陷入「社会躺平、经济低迷」漩涡，而资产负债表修复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对经济的恢复既要有信心，亦要有耐心。

发展仍是硬道理

中央高层提出，2035年中国人均GDP较2020年再翻一番，从而跨入发达经济体行列。欲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现阶段中国GDP增长速度须保持中高速水平，年均而言，2023-2035年间不应低于5.0%，否则，这一目标就将落空。

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仍存下行压力，特别是资产价格下行过程中企业投资以及居民消费仍存在收缩压力，中国经济仍处于筑底进程中。

客观而言，2024年GDP保持5%左右水平增速仍存一定压力，「保四争五」或是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速常态，经济增速中枢将有所下移，长周期增长的下行趋势或成为现实。

经过40余年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积累了大量风险。有声音认为，目前和今后应以控制风险为主，而将发展推后为次。

北京观察家认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固然是中国经济发展从起飞阶段向成熟阶段过渡使然，新冠疫情又大大影响了经济活动强度，但减弱力度超出预期，与「发展是硬道理」理念弱化不无关系。

这一弱化削弱了社会对于经济发展和增长的追求，取而代之「去风险」成为最大目标，从而降低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增长前景的预期和信心。诸多企业和个人甚至认为，既然发展已不是「硬道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增长亦就不会持续了。

如任由「发展是硬道理」理念持续弱化，中国经济增长势头低于潜在增长速度的状况就难有根本性扭转，进而中国一系列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就将落空。

改革仍需过大关

中央经济工作会要求，2024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

与十年前相比，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持续下行压力，外部环境恶化，人口红利骤减，迭加三年疫情冲击，目前，不少企业经营困难，地方财政拮据，房地产和地方债务引发的财政金融风险显露，低迷就业形势亦影响社会稳定。

加之刺激政策边际效果明显递减，中国经济筑底艰难，尚未完全重返正轨。在优化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如何通盘思考和全面部署改革开放新突破，成为摆在中央决策层面前的重大课题。

其一、结构性改革

三年疫情给中国企业、家庭、政府资产负债表带来较大影响，「疤痕效应」明显，但疫情前即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恢复和产业升级关键期，结构性问题、周期性矛盾交织迭加。因此，当前宏观调控政策应以筑牢经济底部为目标，从市场端、消费端多端发力纾困，而不应试图通过强刺激实现短期反弹，长期在供给领域的经济刺激只会进一步加剧经济结构失衡。

从更长远而言，必须加大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尤其应转变债务驱动的发展模式，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消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和释放市场新活力。

其二、培育新动能

中国经济欲实现谷底反弹，不应走强刺激老路，而应注重培育增长新动能，包括数字转型、绿色经济、科技创新等，转换新旧增长动能。

更长远来看，应通过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此应对人口红利消退、人口负增长情况，维持甚至提高中高速潜在经济增长。

三、松绑稳信心

稳预期才能稳增长。专家表示，必须调整近年来不断趋紧趋严的监管态势，给市场和民营经济松绑，重启几乎已经陷入停顿的体制改革，为市场创新重新注入活力。

事实上，改革开放才是信心的终极来源。如改革不到位，体制不适应，原有优势亦或减弱，甚至丧失。

从历史看，过去的改革多由基层和企业创新带动。当前，中央应给予基层和企业更大的创新和试错空间，强化改革创新激励机制，同时要用更大力度的开放倒逼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