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问题根植于经济，但如果认为解决了政治上的选举问题，经济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想法未免过于简单。香港的经济问题由来已久，解决亦要有长期的规划，恰恰需要社会各界务实的协商并给予港府一个稳定的施政环境。

10月，罢课、占中等街头政治运动在香港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除再次提出公民提名、人大收回政改决定等极端要求之外，学联在「罢课宣言」中亦提到香港「沦为世上贫富悬殊首屈一指的荒谬城市」云云。

可见，当下街头政治运动，不仅游离于理性的政治讨论之外，而且延伸至对于香港前途的争论。学生走上街头，除了一些不负责任的政客的鼓动，一部份也源于对上升空间缺失的不满，仇商仇富情绪蔓延。

民生问题根植于经济，但如果认为解决了政治上的选举问题，经济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想法未免过于简单。香港的经济问题由来已久，解决亦要有长期的规划，恰恰需要社会各界务实的协商并给予港府一个稳定的施政环境。

正因此，街头政治若以加剧社会割裂、压缩社会讨论空间为代价，恰恰是与解决本港各类问题背道而驰。

香港的「结」

学生对于自身前途的担忧并非不能理解。数据显示，在过去十余年中，香港新增就业岗位的三分之一集中于收入偏低且不需要太多专业技能的行业，如旅游业等。而收入水平较高的金融业，新增就业岗位数只占总数的15%不到。

高房价则成为年轻人难以承受之重。2012年，港岛住宅均价即达14000元港币/平方英尺，较上世纪80年代增加了10倍以上。相比之下，13000元左右的劳动人口月平均收入则多年没有明显提升。中产阶级对现实的不满和抗拒，使得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加。

这一现象的出现，盖因香港发展模式多年未得到有效调整，即以地产泡沫为中心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政策的形成，没有跟上全球知识经济、创新科技的发展步伐，亦未满足香港普通百姓对生活不断改善的追求。

追溯局面产生的原因需要回到1989年。当年10月，时任港督卫奕信在立法局宣读施政报告时，正式宣布兴建新机场及相关配套设施，即日后广为人知的「玫瑰园计划」。「玫瑰园计划」历时8年，耗资1553亿港元，是2007年「启德发展计划」前香港耗资最大的一份基建计划。

是时，港英政府不顾97之后的财政储备，刻意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公共消费并刺激经济增长，营造香港在港英政府管治之下的繁荣景象。

这一目标虽然实现，但它带来的负面效应却是长期的：通过房地产刺激经济的发展模式在90年代正式定型，本港由此进入了以地产炒作为主导的经济运作年代，泡沫化经济结构同步形成。

客观来看，97之后，历届香港特区政府都试图扭转这一局面。1999年，时任特首董建华在施政报告中指出，香港需要发展信息科技，以配合一日千里的高科技发展，并从97金融风暴中尽快复原。

在这之后，数码港、科技园等项目相继落成，创新科技署也应运而生。不过，由于港府未能彻底改变已定型的发展模式，且缺乏新兴产业支撑，数码港等项目而后异化为「房地产项目」。

出于同样的原因，仅靠调整经济政策也难以起到控制房价的预期效果——特首梁振英即使祭出「双辣招」，也未能改变房屋越劏越小的现实。

在人多地少的香港，建设用地通过拍卖，价高者得是社会一向遵循的理念。政府需要通过卖地收入维持良好的法治环境和低利率的营商环境，以及解决福利及社会保障支出，这就是单一发展模式带来的无奈抉择。

中央为何屡提「深层次矛盾」？

200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见第一次以特首身份进京述职的时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时指出：「香港仍有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此后，「深层次矛盾」在本港频繁见诸报端。

与中央涉港部门来往密切的人士称，尽管中央没有明确且正式指出过香港经济上「深层次矛盾」的确切含义，不过发展模式单一引发的竞争力下降及民生压力，应算作其中之一。而中央也注意到，一系列惠港政策未使百姓获利达到预期，也越发构成对香港管治的挑战。

以自由行为例，香港于2003年启动内地游客自由行。2013年，4075万内地访港旅客人次，已占到访港旅客总人次的75%。自由行本应促进零售业的发展。但04年至今，本港商铺的租金便提高了5倍左右。由于租金的不断上涨，商铺经营压力反而持续加大，「惠港」政策实际并未「惠民」。而自由行带来的一些问题，如奶粉抢购、游客素质问题、给当地居住环境带来的改变等也开始凸显，某种程度上也增加了部份民众的不满。

中央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决心是显而易见的。2010年，温总在对香港媒体阐述其提出的「香港深层次矛盾」时，便将民生问题涵盖其中；今年出台的一国两制白皮书的结论部份，「深层次矛盾」的说法再次被确认。

当然，解决发展问题的主体仍为特区政府，但受制因素很多，当需勇气与决心。正如白皮书所言：「香港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需要社会各界群策群力共同化解」。

占中：香港之「结」越结越紧

总而言之，本港民生问题由经济发展模式单一所引发，而非由政治问题引起。这一发展模式在港英时期就已确立，既然在经济发展形势很好的年代没有引起关注，如今就难免要承受它带来的「惩罚」。

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需要长期规划，因为如果不能依靠强势产业代替地产主导的发展模式，泡沫一旦破碎，香港恐陷入漫长的经济下降通道。在创新科技等领域，香港已落后韩国等竞争对手太多。而金融业若不能依靠于实体经济优势，竞争力下降也是难免的趋势。

但令人遗憾的是，香港的一些所谓民主派，正在不断以挑起政治议题直至发动占中这样的破坏法制、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延宕着香港发展的时机。由于政改的争议与占中的发生，港府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于维护社会稳定，社会也缺乏务实探讨经济问题的平台和空间，甚至于香港权威经济学者近来也在潜心于政改方案的研究，不知应算是「政治之幸」还是「经济之哀」？

更何况在微观层面，占中对商业和交通的破坏，已经让承受着较大租金压力的商业经营者「雪上加霜」，并最终导致他们的不满与抗议。

让民众为政争埋单，实在难以称得上是对社会负责任的行为，反而让香港的「结」越结越紧。

从世界范围来看，只有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态均趋于良好的情况下，民主才可能得到比较平稳的发展。政治动荡不仅无益于政治体制的改善，更无助于经济问题的解决，甚至对民生带来严重危害。

同理，香港只有保持稳定，才具备探索并尝试解决政治经济发展问题的条件。

☉文/萧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