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香港健全的法律制度的制衡，并不会实时引发大量违法行为，但是对于社会性和政治性议题，却容易触发各领域大量的抗争，质疑相关的法律和政策。这将表现成为一种所谓「骑劫式政治文化」对抗行政体系。以瘫痪中环威迫政府，不愿意妥协，只信仰自己的想法等，便是其表现，社会的权威性正被消磨。

回归以来，香港社会不断围绕着对中央的态度进行纠缠，而这种对于亲近还是与国家保持距离的争论，乘着政治和社会事件，逐渐演化成不同的社会运动和主张，更因为激进政团和意见的出现、对社会不公和经济情况不满，以及新世代网络文化等多方面因素，有逐步走向极端化的迹象。「占中」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其中受影响最深的是年轻人。

任何单一次的社会运动，都不会对香港经济造成实时和明显的破坏。可是「占中」所代表的一种新社会思潮，如果继续发展下去而成为了主流社会意识，却将有可能破坏香港过去经济赖以成功发展的一些基本因素。

可能造成对社会和政治稳定的破坏

长时间以来，香港一直是亚太地区最受欢迎的投资目的地。原因固然很多，包括法治、地理位置、港人勤奋和良好管治等因素，但其中长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应该是这一切原因的基础。环顾过去几十年亚太区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鲜有像香港这样长时间享受稳定环境，很多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动荡。正因如此，大量的资金和人才逐渐聚集到香港，孕育香港成为了区内的金融和服务中心，这一切都跟稳定的环境密不可分。

可是如果社会运动持续，导致政治和社会环境的不稳定状况超出了可控范围，使投资者造成无法预估和不确定性，对香港的投资意欲便有可能受到影响。资金很容易流向周边的替代市场，特别在现今资金流动性高的时代，这个影响程度是很难预估的。汇丰和柏克莱等银行的报告、以及个别大财团若有撤资的行为，应该是十分值得关注来自商界的担忧。

过去香港经历过最严峻的社会不稳定挑战，要算是上世纪60年代的暴动。可是随着70年代开始经济的蓬勃发展，市民心里都有意或无意地把之前的矛盾掩盖或忘记。社会也从此以经济发展作为核心追求。而现在这种持续数十年的社会共识，正在被一连串的社会运动提出来检视。

可能形成对传统法治精神的质疑

「占中」提出来的支撑理念，是「公民抗命」。即使这并不能符合政治学的定义，但这种主张已经逐渐上升和简化成「不为私利，只为公益，违法便情有可原」的想法。这对于有理想的年轻人群体来说，特别具有吸引力。可是如何定义公益，是很在于某个人或主张团体的意思，容易因人而异，这便很容易违反法律的一致性和普遍性原则，对守法的共识打开了缺口。随着「公民抗命」的想法被使用和进一步被接受，社会便容易形成一种质疑规则的情绪。

由于香港健全的法律制度的制衡，并不会实时引发大量违法行为，但是对于社会性和政治性议题，却容易触发各领域大量的抗争，质疑相关的法律和政策。这将表现成为一种所谓「骑劫式政治文化」对抗行政体系。以瘫痪中环威迫政府，不愿意妥协，只信仰自己的想法等，便是其表现，社会的权威性正被消磨。

政府工作被瘫痪

社会权威性的逐渐缺位，将进一步支持了部份议会内的抗争。当下已经可以看到，从过去集中在政治议题，延伸到社会和经济事务，以通过例如拉布等瘫痪政府运作的手段来追求要求。

香港在政治上已经明确分为两大阵营：亲中派，又称建制派，以及疑中派，或称为泛民主派，另外还有从疑到反的一小部份处于政治光谱极端位置的人士。双方壁垒分明，严重把香港社会撕裂。而从这份撕裂，又破坏了香港社会的内部信任基础，也导致了回归十多年来，特区政府大部份的大型项目都无法达成。跟过去的高效率比较，西九龙文化及艺术区、旧启德机场邮轮码头等项目，一拖便是十多年。矛盾也从政治体制到民间生活议题，甚至按常理不存在太强政治争议的长者福利、新界东北发展、兴建机场第三跑道等事务，都容易被引入社运因素而受到质疑。

经济难以转型和再升级

「占中」等政治运动不会实时打击香港经济，因为商界已经有所防范，以及各国在香港有巨额投资，出现实时混乱等如损害各种资金的经济利益。可是，却会深层次地对长远经济发展带来不确定因素，因为这可能正在改变经济赖以发展的民心信念。事实上对于新兴产业的发展，由于回报周期长、风险更大，投资者的考虑便更为谨慎。不管是政策风险，还是社会稳定的问题，都会促使投资者处于更观望的态度。

面对香港已经改变的政治环境，笔者建议企业应该更多关注政治风险问题，作为投资决策时的参考因素。这方面过去比较少进行，因为香港是一直相对稳定。而对于经济角度，也需要思考产业如何发展，让全社会，特别是年轻人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成为持份者，体现公平，减少疏离感。

香港的其中之一个根源困难是经济问题，例如社会贫富差距太大、年青人失去希望、普罗市民不满意生活现状等等。也由于过去一段长时间的政策和发展结构，导致「仇富」和「仇中」的情绪又被捆绑在一起，形成了好像通过选举制度便可以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想法。

今天的香港，正处于十字路口。是选择在发展上再共识，还是追求理念上的满足，或者是能够达到二者的平衡，成为当务之急。世界经济前景不明朗，竞争激烈，如果继续内耗，将是不进则退。

作者为华润集团战略管理部战略研究中心港澳台及海外研究室主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访问学者（2013届）、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国际金融体系研究中心（PIFS）顾问、清华大学法学博士。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访问学者（2013届）、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国际金融体系研究中心(PIFS)顾问、清华大学法学博士李浩然。

☉文/李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