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之杭

在外漂泊多年，陈若曦赫然发现理想的桃花源就在脚下。即使已经到了安享晚年的年龄，她仍然以实际行动来关怀社会、推动两岸文学交流、热心生态和环保事业，并积极为女性争取权利。

「其实我是能远离政治最好啦，但又常常被问到，那我又说真话、不回避，所以就显得我多有意见、多有主见……」由于作品充满现实政治色彩和感时忧民的情怀，台湾作家陈若曦常被问及对政治的看法——对此，她显得有点苦恼。

陈若曦本名陈秀美，1970年代以后进入创作的黄金时期，影响广泛的短篇小说集《尹县长》于1976年问世，接着陆续出版小说集《老人》、《城里城外》、《贵州女人》和长篇小说《归》、《突围》、《远见》、《二胡》、《纸婚》，另着有散文集《文革杂忆》、《生活随笔》、《草原行》、《西藏行》等。其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并获台湾中山文艺奖两次、联合报小说特别奖、吴三连文艺奖、吴浊流文学奖等。

这位年过七旬的女作家坦言自己不排斥政治，但也不愿卷入政治：「因为政治是客观存在嘛，避不开你就要勇敢面对它，我认为作家第一件事就是要讲真话，其实做人最重要的也是讲真话。」

《尹县长》：讲文革的真话

1938年生于台湾的陈若曦，因早年与台湾大学外文系同学白先勇、欧阳子、王文兴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而开始为人所知。1962年大学毕业后，陈若曦赴美留学；1966年，跟随丈夫举家迁往大陆定居，很多朋友劝她三思，她仍然执意前往。

「因为出身工农的家庭，向往社会主义，又因为台湾受过日本的殖民，我个人比较『民族主义』，又相信书生报国是本分。」在一场题为《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的演讲中，陈若曦如是解释当年「投奔」大陆的原因。然而，在大陆，陈若曦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吃了不少苦头。十年文革，她经历了七年多。离开大陆后，她的生活亦几经波折、四处漂泊。

1973年，陈若曦落足香港，因拒绝认同「政治难民」身份，未能重返美国，她说「向外国政府控诉自己的国家，我做不到」。1974年，陈若曦以技术移民身份移居加拿大；数年后，受聘美国大学，方到美国定居。1995年，她又由美返台，生活至今。

在香港生活的一年中，陈若曦应《明报月刊》主编胡菊人之邀，以当事人的视角撰写反映大陆文革的系列短篇小说《尹县长》。这篇小说写的是文革初期发生在陕西兴安县的一个悲剧：在国共内战中率本部投共的国民党上校，已为新中国努力工作十多年，连个小小的县长在文革中也被罢了，但仍然难逃厄运，终因「历史问题」而被枪毙——可他临刑前还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这个冤死者名叫尹飞龙。陈若曦介绍，尹县长的原型为一雷姓人物，其经历几乎未作改动，在当时国共对立的敏感时期，她以亲身经验直抒于文，让人直接目睹并感受到文革中普通百姓的艰辛与苦楚。该书被认为是开伤痕文学先河之作，在港台获得一片喝彩声，亦奠定了陈若曦在华语文坛的地位。为此，她受到了海峡两岸当时最高领导人胡耀邦和蒋经国的接见，可谓殊荣空前。

「其实在大陆文革的七年当中我几乎脑筋不动，（那时候）中国大陆没有文学，我也不用去创作，但是因为经历太多，对我的冲击太大了，就使我的思想有了一些改变。」亲历文革改变了陈若曦对文学的看法，自此，她不大看得上大学时期所追求的西方文学的技巧了，「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就觉得那些都太小了，我如果再写作，就是要言之有物，就是把我见到的用最浅白的方式传达给读者，我希望我写的东西都是很真实的，这是我一向的原则。」

「若曦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她以小说家敏锐的观察，及写实的技巧，将『文革』悲惨恐怖的经验，提炼升华，化成了艺术。《尹县长》集中最成功的几篇如《尹县长》、《耿尔在北京》，已经超越了政治报道的范围，变成阐释普遍人性的文学作品。」对于陈若曦的「转型之作」《尹县长》，她的老同学、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曾如是评价。

关于这部小说，还有一则插曲，令陈若曦颇为难忘。

当年，转载这部小说的台湾《中央日报》将人物对话中出现的「毛主席」改成了「毛匪」，陈若曦看到后感觉就像吃了苍蝇一样想吐，更何况未经她授权，但她并未去电话抗议，因为《中央日报》转载这部作品是经她的一位好友推荐的。不久后，陈若曦移民温哥华。到达一星期后，加拿大安全部门找上门来，为的是确认陈若曦是否为中共派出的间谍。正当陈若曦为此事与他们争辩时，安全人员无意中翻开她家沙发上放的一张刊登《尹县长》的《中央日报》，见文中「毛匪」的称呼，连忙表示歉意。

《七十自述》：讲时代的真话

「写文学为人生，作品要言之有物，绝不无病呻吟」是陈若曦一贯的文学主张。2008年，她的自传、《坚持•无悔——陈若曦七十自述》在台湾出版，该书涉及她经历的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台湾重大政治事件。在新书发布会上，陈若曦说：「我是抱定要么不写，要写就老实写的信念撰写此书的。」

陈若曦评价自己直率冷静又不喜迎合，高三时担任班长的她，曾在课堂上引用鲁迅的话：「打倒吃人的礼教……」，被向来宠爱赏识她的国文老师奋力推开，破口大骂她想造反，气得她直到毕业前都不肯跟老师说话。在那个反共抗俄的年代，台湾严禁阅读左倾作家，进入台大后她才知道，当年同班同学因为加入读书会，被刑求或囚禁，甚至卷入二二八事件和匪谍案，这才感戴老师当年的周全护卫，让她有惊无险度过那段无知的惨绿青涩。

在台大求学期间，外文系主任夏济安在其创办的《文学杂志》上刊登了陈若曦的第一篇小说。领到一笔高额稿费后，她开心地请白先勇、王文兴、洪智惠等一票好同学吃冰淇淋。后来《文学杂志》面临解散，就由白先勇提供经济支持，他们几位常聚会的好友接手刊务，并将其改名为《现代文学》。

当时大学生普遍有热情有理想，陈若曦和好友们藉着文学宣示对于现实体制的不满，反映当时知识分子的抑郁和苦闷，这是一种对传统文化失望的折射。在创办《现代文学》的头几个月，她便隐约听说杂志被警方暗中调查，没人敢公开讨论，连私下也尽量避免这个话题，内心的恐惧自是不言而喻。但也正是因为这本杂志，让陈若曦有机会与外界接触，以文会友、相濡以沫；并在日后将这种「传统」带到了美国。

当改革开放后的大陆作家纷纷赴美访问时，出于同胞情谊，陈若曦自觉承担起海内外文化交流任务，顶着被国民党御用文人骂为「无格作家」、「共匪的海外文艺统战」线人的强大压力，热情接待两岸三地文人。据不完全统计，仅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陈若曦家食宿过的大陆作家就有艾青夫妇、曹禺、吴祖光、王蒙等50多人，台港地区有陈映真、七等生、戴天、潘耀明等40多人。

除聚会外，陈若曦还会安排主客演讲，如1949年后长期被遗忘在故宫的沈从文，便在陈若曦客厅里用幻灯片形式讲解中国古代丝绸服装。正当放到唐朝那一段时，在陈家喝得酩酊大醉的台湾诗人痖弦拿着酒瓶细声哼着河南小调，唱得高兴时对着天花板高呼：「两岸三通先在陈若曦家中兑现了！」书法家庄因即席为陈家题「可来居」横幅，沈从文则说不如题「陈若曦旅馆」更名副其实。

《慧心莲》：讲心灵的真话

1995年，57岁的陈若曦作出了人生中的又一个重大决定——回归台湾、报效家乡。「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知识分子应该对国家、对民族有贡献，在国外虽然过得很好，可是对自己的家乡终究没有什么贡献。」陈若曦说，她并不是要成为英雄，只想贡献一点力量，有一份参与感。但她的丈夫坚决不同意，两人的分歧最终以离婚收场。她将在美国的三套房子全部留给丈夫，孑然一身回到台湾，「很简单，这是我的家乡，我没有理由不关怀，我走到那里，就会批评这个社会，我自己不进来参与，就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批评，这是我一种淳朴的愿望。」

回到故乡后，本是无神论者的陈若曦发现佛教很适合自己，遂成为佛教徒，对许多事物的看法也有了变化。她说：「我在大陆七年多，理想是投奔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祖国，今天我年纪大了，作为一个佛教徒，我有一个想法，佛法如果推行起来，就是世界大同，就是很好的社会主义，而且不用激烈的政治手段，不必阶级斗争，不用政治恐怖。」

一直尊奉「我手写我心」的陈若曦所创作的小说亦都是其心境和经历的真实反映，因此她返台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描写台湾佛教发展的《慧心莲》——通过一家三代、四位女子的遭遇和作为，展现了台湾妇女的心理成长历程；以主人公最初被迫遁入空门到最后主动争取剃度，刻划了台湾三十年来的佛教兴革和社会变化。

在这部获得了台湾「中山文艺奖」的作品中，陈若曦大力提倡宗教融合，她说：「我认为我们这个新世纪，在宗教界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太强调刻划不同的宗教和派别，其实宗教的最高原理是一个，不管你叫佛陀、阿拉、基督、上帝、耶和华，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如果有神都是同样一个神，所以我希望宗教不要太分界线，大家融合在一起、彼此尊重，这是我作品的一个主题。」

在外漂泊多年，陈若曦赫然发现理想的桃花源就在脚下。即使已经到了安享晚年的年龄，她仍然以实际行动来关怀社会、推动两岸文学交流、热心生态和环保事业，并积极为女性争取权利。她说：「我想我应该发扬中国文人的传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知识分子天生就应该关心时事、批评政治，然后拥抱社会，而且没有退休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