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洪奇昌 台湾产经建研社 理事长

文/张昱谦 台湾产经建研社 研究组 组长

坦白说，未来一年的政治变化如何还很复杂，即便民进党此次选举空前的席卷13席地方首长，但在多处地方民代选举的总得票数，增加幅度不多。学运所产生的民气可用，但选民在未来大选中，仍会偏重台湾安全及经济政策的考虑，民进党最后势必仍要正面提出两岸关系的论述，否则2016年不排除就摆荡回归支持国民党的可能。

现代社会网络传播速度和组织动员能力实在不容忽视。在台湾，网络发起的社会运动可以追溯到2008年11月由台大社会系教授李明璁所发起的野草莓学运，李教授在短短的三小时，透过PTT号召了数百人在博爱特区进行抗议陈云林事件，并持续在PTT上更新讯息及表达要求，后来共聚集了数千学生，维持近一个月的抗争。后来的洪仲丘事件、太阳花学运，更利用网络技术写下台湾政治史上令人惊奇的一页。

网络之所以能够强化社会运动，笔者认为有两个决定性技术使然，一在于「信息的充分累积储存」；二在于「信息的交流回馈」。这两样技术直接地促使社运要求或价值观快速获得共识，一旦引燃导火线，网络就会像是社会运动的大脑中心，组织运动的进行。

野草莓之后，洪仲丘事件、关厂工人、大埔事件到太阳花学运，一连串令人惊讶的台湾民主之旅，在2014年1月29日九合一选举当天达到了反动的最高峰，马英九执政能力不佳，在网络世界中蔓延成各种愤怒不满情绪，「国民党会输2至3席地方首长」是当时社会氛围，没想到结果更糟，尤其当郑文灿和林志坚成功逆袭下首长宝座，不仅强力震垮了国民党内政治生态，也让大家对网络世界再度充满了无限个惊叹号和问号。不可否认，这个世代的社会运动带给台湾前所未见的政治影响力，而网络正是现代社会运动最强而有力的武器。从公民团体林立到素人政治参与，网络社会带来许多未知数，正考验着国民两党。

未来互动及发展趋势

一、公民团体与民进党的竞合

公民团体本身就存在台湾社会许久，他们不全是有立法在案的社团法人，有的仅仅只是学生社团，甚至网络上的一个社团。组织本身皆具备一定的政治要求或某种社会理想的要求，组织亦有其动员的管道。在不带商业和政党利益的色彩之下，彼此间互相往来合作，却也私下暗中较劲。

尽管如此，在政治倾向上，公民团体多数较偏向民进党是不争的事实，这之间有许多历史因素存在，但并非就等于会公开为民进党辩护或拉票，反倒是长期以来，民进党与公民团体之间，一直有着合作的默契在，这个默契在于公民团体会希望透过民进党来进行体制内的政治要求(例如社会议题或不分区席次)；民进党则透过团体作出与国民党在形象上的区隔，亦透过团体来强调社会分配以及其他经济政策的理念。

2013年洪仲丘事件的爆发，是公民团体发出怒吼的一个转折点。许多潜水已久的公民团体在当时都跳出来为这年轻人说话，各团体成员彼此合作组成了「1985联盟」和「公民觉醒联盟」，强烈要求政府严惩凶手、维护人权、公布真相。洪仲丘事件是台湾第一次民间自主性发起的串联，超过数十万人参加的抗议活动。透过网络，这些参与者很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很清楚活动要求、很整齐也很理性地维持活动进行；有别于以往的是，此次上街头的竟是一群大学生和年轻人。

国民党显然在这次抗议活动中低估了网络的效应，他们用对付「野草莓学运」的手法企图来混过「洪仲丘事件」，但野草莓学运的政治意涵高，洪案问题却是在基本人权的维护，马政府确实严重误判社会氛围，意外造成民众对马的不信任。

民进党在洪案中顺势退到大后方，不动员、不抢话、不亮相，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全程以实际的静坐行动代替麦克风为洪案发声。这是民进党首次以参与者的姿态面对新世代社会运动的方式。

2014年3月17日下午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会议中，中国国民党立法委员张庆忠以30秒时间宣布完成《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委员会审查，引发一群大学与研究所学生的反对，并于18日18时在立法院外举行「守护民主之夜」晚会，抗议轻率的审查程序；之后有400多名学生趁着警员不备，而进入立法院内静坐抗议，接着于晚间21时突破警方的封锁线占领立法院议场。在26个小时内便有以学生为主的1万多名民众，聚集在立法院外表达支持。参与占领立法院议场行动者，主要学生领导人为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的成员，包括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研究生林飞帆，国立清华大学社会研究所研究生陈为廷、魏扬、世新大学社发所研究生陈廷豪等人。外围的支持群众则由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公民1985行动联盟与各个社会运动团体进行组织。3月23日晚上，学生因不满江宜桦院长的答复，转往行政院前集结抗议，当晚遂有激进抗议份子冲入行政院内，警方开始以暴力驱散造成多起流血冲突。3月30日，占领立法院行动达到最高峰，将近30万人走上凯达格兰大道要求马英九下台，更要求退回服贸实质审查，晚会虽和平落幕，但马政府依然不予回复。4月6日王金平院长出面承诺，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完成立法前，不召集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相关党团协商会议，太阳花学运正式落幕。这次事件除了主流媒体的报道外，抗议学生与场外支持者们也透过影片分享网站等网络媒体自行转播现场实况，更透过网站进行工作上的组织分配，受到国际媒体相当大的注目。

此次太阳花运动亦造成国民党相当程度的内斗。此外，马政府一方面多次透过媒体用「抹绿民进党在幕后影响及主导」、「年轻人不懂事」来定调这次学运，欲瓦解社会对学生的同情；另一方面企图分化学运团体的团结。马政府从头至尾显然避重就轻。这样的态度在网络上造成更多愤怒，导致人数源源不绝的涌进立院周围。形成历史上持续最久的社会运动。

另一方面，民进党在这次学运中亦显得尴尬。民进党党籍立委虽居中协助学生们的抗议，但并非运动舞台主角，苏贞昌主席在党内压力下，动员党工前往会场摆起民进党的旗帜，之后又脱稿演出，在抗议会场为台中市长候选人加油拉票，此举亦引起网络上的愤慨，民进党很快再度退回「洪仲丘模式」，而党籍地方民代亦多低调以个人名义前往现场声援。民进党在此次抗争中，转而定调未来在立法院寻求更多政策发言权。以负责的态度严格的标准，来审查两岸监督条例及服贸协议。

笔者从这两个关键的社会运动中，大约归纳出现代公民团体的五个特点：「1.自主性高 2.信息透明度高 3.抗议要求及目标清楚 4.不是政党附庸 5.对于两党皆有怨言。」所以民进党须清楚了解，现在的社会氛围，抗议执政党不代表支持在野党；抗议A政策不代表支持B方案。如果解读成是民意的转向，恐怕将铸下大错。

公民团体自主性上升，但在选举层面上，仍对民进党保持一定距离的友善。笔者认为，至少有四件事实可以充分反映公民团体与民进党在选举策略上的关系：第一、没有听闻任何一个公民团体呼吁用废票抵制两党，这其实对民进党有正面帮助；第二、柯文哲一路与绿营市议员候选人合作，其深绿的意识型态也非谣传，最后仍双双获得空前的胜利；第三、地方选举需要雄厚资源，公民团体虽资源匮乏，但更不愿意国民党当道；第四、回到政治实务问题时，选票依然会考虑政党政治的现实，并非公民团体可以轻易跨越。因此，公民团体和民进党之间的竞合关系，至少，在地方选举尚不构成零和游戏，甚至未来亦有许多合作方式。不过，民进党未来应将这群公民团体当作学习对象，去提升党内基层的素质，否则难保未来政治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公民团体因为地方盘根错节的政治生态导致地方层级的选举成本相当高，策略上与民进党保持一定距离的友善。但在这几年社会运动中，公民团体其实获得相当多的政治肯定，策略上，应会专注在政党比例票(不分区)的部份，毕竟参选成本相对减少很多。再者，靠着网络媒体的优势，可掳获不少年轻、中间、对国民党失望的政党选票。故笔者观察，2016年立委选举，应会有公民团体结合组成政党，推派各领域专业人士来担任不分区候选人，预估将有3至4席的能力。

综合以上，笔者认为自主的公民团体在2016年选前，不会、也不需要加入民进党；而民进党也不需要这些团体加入，双方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默契对双方都有好处。毕竟现阶段一加一只会小于二，加入民进党，公民团体的独立形象会受到质疑而扣分；而民进党则多了一个次团体来竞争有限资源。所以2016年的选举，民进党大可不用担心地方席次会出现大量的柯P或陈为廷模式，反而该担心的是不分区名单被拿来和公民团体比较，这也是民进党立院席次能否增加的关键。

二、 社运政治新秀的挑战

上述谈到公民团体转往进入体制内发展的可能，过程中看似与过去党外运动有相似的发展轨迹，但仔细推敲，两者其实很难来做对比。其中很重要的差别就在于面对执政的压迫程度相当不同。两者所孕育出来的政治新秀，对社会而言，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

早期党外运动很明显的就是冲撞不合理的国会制度而生，除要求民主开放，并陆陆续续透过地方选举、国会增补选来打破专制的局面，进入立法机关一直是党外运动的一大目的。

现代的社会运动则多半来自不满某种政策或政府作为而生，例如核四、恐龙法官、黑箱服贸等等，让民众期待的是其专业论述，而非「政治语言」以及「选举」。简而言之，「监督」才是公民团体最大的市场。这一现象从网络上也可以嗅出氛围来印证，例如翟本乔(FB: Ben Jai)，他是有名且年轻的科技创业家，常常针对政府施政用科学及统计的方式来批评，不仅新闻媒体会追随他的脸书，其脸书粉丝更高达数十万人；另外像是律师吕秋远，每每针对各类政策和社会案件，会提出相当有见解的法学批判，亦有数万粉丝追踪。上述这两人虽非社运的发起人，却是成功的推手，对年轻的一辈有相当大的号召能力。

林飞帆与陈为廷则是太阳花学运最亮的镁光灯焦点。他们保持着左派的思想投身于各种社会运动当中，包括文林苑案、大埔案........等等，他们对于这些事件的言论，在社会上有很深远的影响能力。但笔者观察，时下年轻且关心社会议题的朋友虽有增加的趋势，这是件好事，但自身哲学的立论基础并不扎实，很多所谓的正义、公义，多半出自于「感觉」，这是危险的事。

举例来说，有关政策的运作，往往很难将所有遭受影响的层面用同一标准来评断。公共经济学中习惯以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来决定政策的好与坏，而执政党从选票的角度来看，出发点往往是政治成本最小为考虑，这之间有交集、有互斥、有交换可能、亦或有第三条路径可选。这些决策过程，绝非可以「感觉」得出。

在全球化竞争下，我们的社会贫富差距确实越来越严重，政府错误的资源分配很快地会造成一触即发的抗议，可是当隐藏在这抗议之下的正义只是感觉而没有原则，就会形成一种激进，然后从「社运」变成「闹事」。当进入体制内时，这些是政治新秀们要面临的第一大功课。

另外一个挑战来自于自身的社会化过程，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政治实务」的学习过程。这些学运学生多半在30岁以下，一半以上都还在学。有一句谚语「年轻人的骨子里都是左派 !」但再下个十年，当初坚持的想法又还有多少会被自己保留？还有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当社运新秀进入体制内，网络的气氛变化多揣，例如，如何面对两岸事务？如何处理地方游说团体？可以想象在网络上会遭受到相当严厉的监督和指责。民进党本身就像是个社会化后的左倾分子，在执政时，也曾一度迷失。

三、选后的两岸政经发展策略

马政府执政以来，积极拓展和大陆的经济结合，但在内容上，仅仅停留在降低成本与资本流通的问题，对于在台湾本土实质的投资案例却相当少；另外，透过财税政策进行财富重新分配的效能相当不彰，税基流失情况相当严重，促使贫富差距加深。在这样的情况下，马政府又仅一句「利大于弊」欲带领台湾走上服贸的谈判桌，谁能信服 ?

对民进党而言，目前台湾对中国大陆的贸易依存度仍相当高(贸易依存度超过25%且40%出口货品前往中国大陆)，尚有ECFA后续服贸货贸等问题待解决。即便台湾社会自主认同度提升、40岁以下年轻人及学运世代对中国大陆反感，但社会总体氛围并不是表示未来民进党执政后，可以完全停止与中国大陆经贸交流及政治对话；相反的，大多数民众仍希望透过协商对话来争取更多台湾主体性和利益。笔者认为，日前由施明德、苏起等蓝绿朋友，一起共同呼吁「大一中」框架，或许可为未来两岸互动模式的考虑选项。

结语

坦白说，未来一年的政治变化如何还很复杂，即便民进党此次选举空前的席卷13席地方首长，但在多处地方民代选举的总得票数，增加幅度不多。学运所产生的民气可用，但选民在未来大选中，仍会偏重台湾安全及经济政策的考虑，民进党最后势必仍要正面提出两岸关系的论述，否则2016年不排除就摆荡回归支持国民党的可能。至于未来民进党与公民团体的竞合，特别是不分区名单，必须计划与公民团体展开对话，并且拟出一套可行方案来确保双方均能保持正面竞合的机制。

笔者深信，这一波波的社会运动浪潮背后，虽有「反马及恐中」的社会氛围但不完全代表台湾社会对中国大陆的抵制。多数民众更期待的是修正台湾与中国大陆政府的相处模式。现阶段台湾社会对两岸政治及经济统合仍不具集体共识，但寻求平等协商共创合作双赢并排除双方政治疑虑，因是未来两岸互动的关键。「求同存异，化异求同，和平发展，合作共荣」，应是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