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亨

亚投行顺利迈出第一步，由中国倡导的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一带一路」建设也拉开帷幕。然而，「有实力」做事并不等于「有能力」做成事，中国要在这个由自己领衔打造的国际新舞台上当好合作共赢的「带头大哥」，恐怕还面临很多的挑战。 

「两会」之后，最让人感到高兴的事，当属由中国提出并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数十个国家积极加入「意向创始成员国」行列，其中多有发达国家，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有四个是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美国、日本对亚投行的消极观望姿态，未能阻止和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第一次作为一项重大国际事务的主导者所给予的支持、赞赏及喝采；亚投行作为实施中国对外开放一大战略的「一带一路」构想的第一步开局顺利。

中国要学会当合作共赢的「老大」

接近中共高层的人士评论称，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执政高层一直在谋求一条「打破封锁，突破遏止，建立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有效途径，而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推出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计划，正是着眼于「规则」，选择国际经济的「区域短板」（亚非地区基础设施落后少有投资），找到一条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新路径。现在证明，选择这条新路径是成功的。尽管中国为获得建立一套可区别于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新规则的主动权，放弃了「否决权」这一有利于推动决策和行动的表决工具，但是这个举措既是对大国、强国历来持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否决权这种霸权传统的放弃，也是向构建新型国际——伙伴关系的新方向和建设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一种认真实践和积极努力，故而为更多国家加入亚投行打开了大门，奠定了亚投行发挥更大作用的国际基础，为中国在更高国际事务层次上参与、主导创制国际事务新规则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中央领导人特别对英、法等国加入亚投行意向创始国的行为给予赞赏和积极评价，因为这不但表示发达国家集团对中国所特别申明和强调的「一带一路」建设及亚投行所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的原则立场的认同和支持，而且也大大缓解、松动了依然在当今世界各大领域占有领先和主导地位的第一大强国——美国的怀疑、抵触，为中国在取得与美国合作的条件下、主导实施和运作的「一带一路」战略及亚投行融入现行国际秩序、开创中国承担更大国际责任和义务的新舞台留出了充分空间和沟通途径。

亚投行顺利迈出第一步，由中国倡导的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一带一路」建设拉开帷幕，也将大大推动中国对外开放实现重大转型和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这也是中共高层的一大「兴奋点」。

不过研究人士指出，尽管由强国主导的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非完美和合理，也并非不可触动和加以改变，但亚投行创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中国的崛起和强盛，则不可作那种与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相对立、对抗的选择，不可寻求与世界第一大强国美国对立、对抗的方式，而是仍然要走与现行国际秩序及规则、与世界及世界第一强国美国进行「对接」、「对流」、「融入」和合作的道路，在亚投行这个由中国主导创建的新国际多边机构中，中国要学会当合作共赢、和衷共济的「带头老大」。

当好「带头大哥」有很多挑战

经过数十年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综合国力确有较大提升，但这并未使中国超越所处的「初级阶段」，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国还不是一个先进、发达的国家，还远远不是一个能够为全球全面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的国家；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地位，与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美国相比，依然存在「发展中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那种性质的巨大差距，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世界发达经济经济体的增长模式相比，依然存在着「套利型」、「追随型」与「创新型」、「领跑型」的「天壤之别」——在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及规则之内，中国还有充足空间去缩小上述差距和消除上述差别。这个国际秩序和规则对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并非无益，而对中国也并无大害，中国可以改之，不可以破之——改之可扩容完善足为中国所用，破之则砸他人的戏拆自己的台，损人更不利己。在世界经济的大格局中，中国经济是经济全球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而决非是可以与其分庭抗礼、别立门户的「另一部份」。所有这些，都提醒我们在担当国际舞台上的新角色、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时候要保持清醒头脑，以更加务实的姿态和行动谨慎行事，切不可凭一时之勇逞一时之快，鲁莽草率地做出贻害无穷最终祸及中国民众利益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并不缺少惨痛教训。

有研究人士告诫，「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要活得好走得顺，最重要的是别去搞「中美对抗赛」。美国和日本至今未表态是否加入亚投行，若就此认为他们是在一盘大棋局中退让落败，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即将建立，那就未免太过天真了。还要注意到，即令德国、英国、印度在内的世界多国愿意加入亚投行，也绝不意味它们希望改变国际关系的现状，支持中国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毋庸说，它们一方面加入亚投行以分一杯羹，一方面又要继续维护美国首要大国地位和对国际经济政治事务的领导。在此国际关系博弈进入敏感的时刻，西方主要大国领导人几乎集体缺席了中国的博鳌亚洲论坛，意在避免外界得出它们「抛弃了美国，投入中国怀抱」的印象，这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的。所以，要承认美国仍然主导着现行国际金融体系这个基本事实，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极为重要；若美国加入亚投行，不但中国所争取的「新规则」可建，而且可行性也会大增。

应该说，创建亚投行、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国所具有的实力和能力，还不完全是一个相对等、相匹配的构成；换句话说，就是「有实力」做事并不等于「有能力」做成事，或者相反，「有能力」做事但却并不等于「有实力」做成事。中国要在这个由自己领衔打造的国际新舞台上当好「带头大哥」，恐怕还要面临很多很大的挑战。

在这方面，研究人士就多有提示，例如：「一带一路」会不会重蹈国内建设屡见不鲜的「烂尾楼」覆辙？——「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之多，资金之大，周期之长，后续配套工程及管理之复杂，对中国建设者们来说都是前所未见的，实施这个国际性大战略，中国的决策有没有履行合法的程序？有没有经过认真的讨论和风险收益评估?有没有防范风险和可以问责追责的有效制度及保障？等等。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必须要有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创新。

研究人士指出，近年来中国海外投资不断增加，2014年海外投资达1160亿美元，较十年前增长了近20倍，但是其中的很多投资项目，常常成为受资国政治动荡的牺牲品，这是有前车之鉴的。亚投行虽为商业化多边银行，不同于纯粹的发展援助机构，能较好的保障项目的稳定性，但面对政治风险高，经济透明度低的周边国家，即使「不差钱」也应多做风险的评估，要考虑沿线国家的信用和时局，作出准确的判断，量力而行，理性投资。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一带一路」建设应允许中国民间资本积极参与。迄今为止，中国海外投资有90%以上是国企，而民间资本却徘徊于海外投资大门之外不得而入。中国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理应在「一带一路」这项大事业中站有一个重要席位，中国政府应为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的参予提供积极服务和政策支持。

「四个全面」具有鲜明特色

在中共高层执政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亚投行和「一带一路」还只是一个「子项」，高层的最大注意力，还得放在推动这「四个全面」上。「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是本届中共高层执政的一个战略整体，构成他们执政的一个鲜明特色，这就是：在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同时，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比较成熟和完备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使中共的执政地位更加巩固，执政能力更加强大。一位参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设计的人士分析，这一代中共领导人要与毛泽东领导中共建政、邓小平领导中共改革的政治脉络接轨，完成领导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在中共成立百年的2021年、也即这届中共高层任期即将届满的那一年，奠定中共百年执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善制度基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围绕实现这个目标形成的，它标志着新一届中共高层在踏上执政舞台的第三个年头，正式提出并拥有属于自己的「执政纲领」。如果说「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有其超越他人之处的话，那么可以说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目的的「制度创新」，可能就是它最为突出的特点。可见，「四个全面」作为新一届中共高层执政的总纲领、总方针，内涵新一代中共领导人的雄图大志，蕴含中国发展的大契机。近期，中共高层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落实，还会陆续采取一系列动作。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深化改革」居于核心地位、处于关键环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依托的市场在资源分配中起决定作用的经济体制，创新先导、环境友好和质量效益并行的经济发展方式，公平正义、共同富裕、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一切都要「全面深化改革」来打造和提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所要开展的种种工作和所要采取的种种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毋庸说都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内容，两者间基本是重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提出的司法改革任务，在四中全会关于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中进行了细化并作了具体部署及安排，「推进依法治国」本身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全面从严治党」的一大紧迫任务，就是当前开展的反腐斗争和同时进行的「健全反腐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把权力真正关进「法治笼子」创造条件，而这些工作，也都是「全面深化改革」所要完成的任务。正是「全面深化改革」具有这样一种地位和关键性作用，高层领导人在推进改革上不敢稍有放松和懈怠，对「中央深改组」的工作倍加关心，要求非常严格，不但对改革的大思路、大动作的形成和制定投入很大精力，对一些落实改革举措的细节也不轻易放过。以改革为纲统领全局，高层领导人很有紧迫感。

高层领导人将今年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认为本届中央的第一个五年任期已经过半，如若全面深化改革不能如期展开并取得让人民群众能感受到的实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势必「踏空」，执政的局面就会变得相当严峻。本届中央执政的成败，今年必见分晓，「必须咬紧牙关抗住这道闸，让改革闯过大关！」

观察高层政治动向的人士指出，中国30多年来改革，基本上在保守、修补官僚集权的旧体制范围内，靠发挥和鼓励官僚的改革积极性，去改革旧的制度及体制。这种改革曾经取得过一段时间的极大成功，并将市场经济体制引入到这个体制中来。但在如今当官僚集权体制将市场经济扭曲成「权贵经济」、官僚集团的特权利益固化、权力腐败无孔不入之时，这种改革就很少有施展的空间和成功的机会了。

官僚集权制度在中国有悠久历史，它曾是古代中国先进文明的一个构成要素，至今它还在一定条件下具有「正能量」。如果将中国的官僚集权体制分成「正能量」和「负能量」来观察，将「打造秩序」、「完善管理」、「提高效率」和「保持稳定」称之为它的「正能量」，将「揽权无度」、「恃权横行」、「谋私自利」、「吞噬社会」、「灭绝创新」称之为「负能量」，那么可以说，如果有对官僚集权体制形成的制约限制，官僚集权体制在适合于它存在的范围内就能发挥出它的「正能量」；反之，若对官僚集权体制无法形成一定的制约限制，而将一切权力都控制其下，它就只有「负能量」了。今天，如若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将改革带出困境，从政体改革、公民社会建设取径，则很可能会走出一条宽广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