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的尴尬

☉文/羊之杭

对自己的诗歌未见容于学院派，汪国真说，「人民说你是诗人，你就是诗人，不被人民承认你就什么都不是。」这符合他一直以来贯彻的文艺观：用「人民」来描述读者，似乎隐含着对一个坚固的共同体的乐观判断。这份乐观，来自他诗集的销量，以及盗版。

4月26日，59岁的汪国真因肝癌晚期病逝于北京。内地文化界随之掀起了一场关于其评价的讨论。一方面，在上世纪90年代初，作为「轰动中国的诗歌王子」，他是年轻人尤其是青年学生中，知名度最高的诗人；另一方面，汪诗大都类似格言，用词浅显、语义明确——这使得汪诗自流行之日起，诗坛评价即褒少贬多。

读者最多却未被主流肯定

去年11月，笔者曾在广州的世界华文文学大会上与汪国真先生有过一面之缘。彼时他尚不知道将患肝癌——在离我不到五米的台上神清气爽地做主旨发言，大意是讲华文作家可以借鉴中国古典诗词中的一些创作方式，并借助音乐的形式，更好地推动华语诗歌的国际传播……云云。

但当时笔者的注意力都在他身边的严歌苓、陈若曦等海外作家身上——并未对他十几分钟的发言留意太多，甚至，没有动过一下要采访他的念头。虽然他的名气——准确地说是曾经的名气——平心而论，是到场嘉宾里最大的。

值得注意的是，或许，诸位媒体同行也和笔者的想法一样，认为这个曾在1990年代红遍中国大江南北的诗人早已「过时」——如今，阅读汪国真在知识界甚至几乎可以说是件令人羞于提及的体验；即便是2013年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APEC峰会上引用了他那句「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之后，依然如此。

于是，在汪国真去世后，人们在互联网上能搜索出来的对于这位诗人「最后的专访」竟然来自《河南大学报》——一份校园媒体——在那场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后对他的访问。而据主办方介绍，当时到会的主流媒体多达数十家。现在想来，这个局面似乎非常准确而残酷地反映了汪国真在中国文坛的尴尬地位：一个在新中国诗歌史上读者最多、却始终未能得到中国主流诗坛肯定的「诗人」。

「青春期酵母」

汪国真1956出生于北京，祖籍福建厦门，1982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他最初进入公众视野是在1988年。当年，年销量百万的《读者》杂志将他的诗歌《热爱生命》载为刊首语，而后，他成为《辽宁青年》、《女友》、《知音》等杂志的专栏作家。当年，这类青年杂志发行量大，读者遍布城乡。

在1990年第一本诗集《年轻的潮》出版前，汪国真的诗早已在内地的中学生中间以手抄本的形式广为流传。当时央视《综艺大观》中，主持人倪萍曾采访一名女「粉丝」，她制作的汪国真诗集手抄本甚至自制《梦幻出版社》刊号，足以反映汪国真在粉丝心目中的定位。有媒体评论，很多人如今怀念称颂汪国真，折射出的可能不过是与之相依为命的自家青春——成都作家冉云飞更以「青春期酵母」一词来概括汪国真对那批读者的影响。

其实，汪国真的诗歌得以出版，与这批读者有直接关系。

1990年，学苑出版社的编辑孟光打电话找汪国真，说要给他出诗集，开出的条件是最高的稿酬（10行诗80元人民币）、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装帧。这对当时稿费只有几元人民币、还大量被退稿的汪国真来说，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一样的好事。惊喜之余，他问，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啊？孟光说自己的妻子是老师，有一天上课看到有学生在下面递来递去什么东西，于是没收物证并把「涉案同学」留堂，发现学生传递的正是「汪国真诗歌手抄本」，就问你们几个都喜欢这个汪国真的诗啊？学生说，不只是我们几个，所有同学都喜欢。妻子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在出版社工作的孟光，孟光做了进一步的市场调查后，迅速立项。《年轻的潮》以23天创纪录的速度出版，并成为当年「十大畅销书」——首印15万册，多次再版发行量超过60万册。

有媒体报道，当年王府井书店里挂出「《汪国真诗集》未到货，何时到货不知道」的条子，汪国真若无其事又喜不自胜地装普通读者打听，售货员很不耐烦：「每天那么多人问，哪能一一回答。」

但火速登顶后，1991年，「汪国真热」即已退潮。他自己后来解释，是因为参加了央视的主持人选拔赛，表现欠佳令粉丝失望之故：这位全中国青年的贴心人，看起来其貌不扬，身形普通，在现场采访中反应呆板，甚至紧张到难以自圆其说。在当年获得第一名的许戈辉看来，「大家期待他的出彩，他也受到了这种暗示的影响，但哪有那么多七步成诗。」

「心灵鸡汤」

然而，即便是正当红时，汪国真的诗歌也从未得到过主流文坛的认可。当时有很多诗歌评论认为，他的诗歌「肤浅而单薄」，是「格言体」和「心灵鸡汤」。

《诗刊》编辑朱先树说：「汪国真写的诗在中学生中影响较大，但诗歌圈子里的人不太把他当回事儿。」诗评家耿占春则认为：「诗歌要探讨情感、经验更复杂的层面，不是一个青春期或者流行的社会化的情感。所以，汪国真的诗歌虽然为青年群体所需要，但诗歌界一直保持距离，可能不是有意的而是很自然的距离。」诗人欧阳江河则更加不留情面：「汪国真的写作，对中国当代诗歌惟一的作用就是阻碍。我和汪国真对诗歌的判断是彻底不同的，他认为是诗歌的那些东西中体现的所谓时代精神、那些表演性成分和精神励志等，我认为是拼凑出来的『假诗』。」

从一出道起，汪国真在诗歌界遭遇的就是这种不屑的态度。有媒体披露在参加第二届中国诗歌节时，汪国真一个人坐着，诗人们在他背后指指点点，权当笑谈。

对自己的诗歌未见容于学院派，汪国真说，「人民说你是诗人，你就是诗人，不被人民承认你就什么都不是。」这符合他一直以来贯彻的文艺观：用「人民」来描述读者，似乎隐含着对一个坚固的共同体的乐观判断。这份乐观，来自他诗集的销量，以及盗版。

多年来，汪国真常常以「被盗版」来解释自己诗歌的生命力：「有的人说我的诗不深刻，不高雅，不纯粹，但是我觉得事实胜于雄辩。我从1990年出版第一本诗集，一直盗版盗到2009年，我的诗整整被盗版了20年，我可以自信的说，我是中国诗人中唯一的诗集被盗版20年的诗人。」诗人戴维回忆，一次在牡丹江的活动，一位当地官员把他历年所收集的汪国真诗集带来求签名，但汪国真发现，每一本都其实是盗版。「但他最后还是给盗版书都签上了名。」戴维回忆，「他说自己很无奈，到每个地方都出现这种事；但又很得意地说一句：我是中国盗版最多的一个诗人。」

这也确是事实。诗人于坚认为，汪国真的出现恰逢其时，「在90年代那样一个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年轻人知识有限，又希望有某种东西给他们励志，当时这方面的东西少得可怜，讲人生大道理那样的书几乎没有。」于坚说，很多年轻人受到汪国真的影响，汪国真也必有他在那个时代的作用。

此外，有分析认为，汪诗的读者多是70后，与构成80年代「诗歌狂潮」的50、60后相比，70后的人生经历相对平缓、安定；汪诗鲜少有政治和时代的控诉，与70后的人生经历比较吻合。当70后在80年代诗歌狂潮中找不到自己所需要的慰藉时，遂一头扎进了汪国真的怀抱。

2013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APEC会议上引用了汪国真的诗句：「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在面对朋友的恭维时，汪国真反而很淡定：「可能是习总书记的秘书喜欢我的诗歌。他的秘书有可能是70后，正是我的诗歌红的时候。」

再红一次

在汪国真人生的最后岁月里，他一手开拓了书法绘画、写歌谱曲、客串主持等业务。从去年开始，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微胖的唐装中年人出现在电视上，略带紧张地当着书画选秀、诗词竞技的主持人，不时背几句似曾相识的诗。

其实，汪国真以诗出名之后没多久，似乎就对写诗失去了兴趣。1993年起，为了给粉丝签字时书法漂亮，他开始研习书法绘画；没想到，他的书法作品越来越得到青睐，请求题字的人越来越多。子罕言利，但汪国真字画的明码标价却有案可稽。2009年，书法和国画的润笔分别是6千元（人民币，下同）及1万元每平方尺；2011年后，已经涨到2万元和6万元——2014年的一幅书法甚至拍出了23万元。

为地方题词和参加官方举办的活动，是汪国真与地方保持亲密联系的另一种方式。现任中国文联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洪烛说，有两个人最受这类活动欢迎，一个是余光中，一个是汪国真。「常有主办方点名要邀请他，有了他，感觉更权威、档次更高。」汪国真解释过自己何以备受青睐：「很多地方邀请我去给他们写歌、题字，往往是政府出面。为什么很多事情会找到我呢？因为这批人往往是我当年的读者，虽然事过多年，他们现在在商界和政界开始掌权，但这个情结还在。」

但这个在商业社会游刃有余的汪国真，在朋友看来仍不令人生厌。即便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自己现在更乐于被定义为书法家、作曲家，但当诗人戴维当面提出，汪国真在书法和音乐上的名气「仍在吃诗歌的老本」时，他并没有反对，「很自然地笑笑，表示默认了。」他本人很清楚这一点，甚至并不讳言，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的书法已经得到了官方、旅游界、餐饮界、收藏界多个领域最高端品牌的认可，我觉得做到这个地步可以了。当然我很清楚，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的诗歌先被人认可，不然书法比我好的人很多。」

在与汪国真有过合作的电视编导陈红波看来，汪国真在各领域内的积极尝试，反映的是他内心对成功的渴望：「80年代他以诗歌获得那么高的关注，但对于80后、85后、90后而言，知道他的人越来越少，很可能只是听过这个名字而已。作为一个比较好强，也比较有灵性的人来说，他后面所作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直在调整自己，让自己处在大家能够关注到的视野之内。」

为了被更多人「看到」，人生的最后阶段，汪国真完全在扮演一个空中飞人。《青春在路上》是汪国真最新的一本书，该书责任编辑刘志宏是他这种生活的见证者。每次给汪国真寄送图书样稿时，刘志宏都得先打电话弄清楚汪国真在什么地方，以便他能及时看稿。刘志宏曾问汪国真，你各方面都已经很成功了，为什么还要这么拼。汪国真告诉他：「不管多大岁数，也得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