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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回归问题上，鲁平是从头到尾始终参与的唯一一人。鲁平是亲历中英香港谈判和香港《基本法》起草的重要官员。有学者指出，他与英方谈判有理有节，力保香港财政储备，排除英方对香港回归的障碍，又全力参与《基本法》起草和宣传工作，增加港人以至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对香港平稳过渡作出了重要贡献。 

88岁的国务院港澳办原主任鲁平，5月3日病逝于北京。港澳各界对其病逝表示沉痛悼念。9日，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鲁平遗体告别仪式。习近平、李克强及江泽民、胡锦涛等多名现任及前任中共领导人送上花圈，以寄哀思。香港特首梁振英、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现任港澳办主任王光亚等到场送别。

官方高度评价鲁平，称赞他在制定「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中殚精竭虑，参与了方针政策的制定和中英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香港基本法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建工作的全过程，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是「一国两制」事业的早期开拓者之一。

媒体人转行港澳事务

鲁平曾负责主持香港过渡期的各项事务，上世纪70年代末，他开始接管香港、澳门移交主权的工作。到80年代初的中英谈判时，鲁平已是中方重要的谈判人和智库要员，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香港面临重大的信心危机，此时鲁平作为中方的首席官员第一次面对探讨「一国两制」下的政制方案。

鲁平祖籍四川，于上海租界出生及成长，其父鲁继曾是大夏大学的教务长，大夏大学的校园，即今华东师范大学。鲁平中学曾就读于英国人开办的雷士德工学院，日本侵华期间，雷士德工学院被日本人接管，鲁平遂转读圣约翰大学附中，考进圣约翰后修读农科，1945年加入中共地下党，后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

1965年，鲁平担任英文版的《中国建设》（现更名为《今日中国》）杂志副总编辑，该刊由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创办。曾经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唐明照亦出任过这本杂志的总编辑。

「文革」中，鲁平在《中国建设》杂志社遭到清洗，沦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文革结束后，他无意再回杂志社工作，1978年，鲁平参加了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的筹备工作，成为五人小组的一员。

创建港澳办的元老

鲁平在卸任港澳办主任后曾经回忆说，港澳办最初的办公室是在华侨饭店租来的两间客房，一间是廖承志的办公室（当时的港澳办主任是廖承志），一间则是鲁平和四位女同事的办公地，当时鲁平是港澳办最年轻的成员。

「文革」前，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下设港澳小组，专门负责港澳事务，廖承志作为外办副主任，具体负责港澳小组。「文革」当中，港澳事务划归外交部的西欧司，因为港澳与英国和葡萄牙有关。「文革」结束后，中央决定成立港澳办，但不挂牌、不公开。港澳办由廖承志牵头，鲁平是他的老部下，于是加入。

廖承志始终参与中共最高层对香港和澳门的工作，直接受周恩来领导。中英拟谈判香港问题时，廖承志是中方总负责人，直接听命于邓小平。对香港问题，廖承志可说是在中共高层最了解实际情况的一位。「收回香港，只换一面旗帜、一个港督」，就是廖的主张。

此后，鲁平在国务院港澳办先后晋升为秘书长、副主任等，1990年至1997年，担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成为继廖承志、姬鹏飞之后的第三任港澳办主任，并曾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秘书长、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等职，在中共十四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五人小组密赴香港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即将到期，英方率先提出了新界土地问题，主张维持现状。

2009年，鲁平在自己所著的书中回忆，彼时，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有人认为应该维持现状，但廖承志认为应该收回香港。「1981年4月，我们以廖承志的名义给中央打报告，认为只有如期收回是可行的。」鲁平说。

当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国务院港澳办和外交部上报的关于收回香港的构想。在这个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拍板，「（香港）一定要收回」。但是怎样保持香港繁荣稳定，1997年采取什么政策，要一些更细节的东西、更具体的方案。

1982年，鲁平按照高层指示，组建五人小组，秘密抵达香港，在香港各界展开调研，为解决香港问题做前期准备。鲁平担任五人小组的组长，其余四人皆为土生土长的香港或者澳门人士。

他们走访华润公司、招商局、中国银行等中资机构，拜会香港商界、教育界、法律界、基层组织等社会各界人士，通过多种途径了解香港的政治体制、法律、社会福利，还有国际问题的处理方式，了解香港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为什么能成为自由港以及公务员问题、语言的问题等。「你要说绝大多数香港民众都积极拥护香港回归，这不符合事实。」鲁平坦言当时的香港民意。

历经一年调研，五人小组撰写了二十几篇报告，以此为基础，综合各方意见，港澳办于1983年3月向中共中央递交报告。该报告提出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被称为「十二条」，后来载入《中英联合声明》。

1983年7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正式开始，鲁平全程参与。不过，他的港澳办身份一直没有公开，是以外交部西欧司顾问的名义参加。「就像在继续搞地下党工作一样」，鲁平后来回忆说。

经过三个阶段的艰苦谈判，在国籍、联络小组、驻军、选举等问题上，中英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

港记称其「鲁怎办」

1989年「六四」事件后，不少人对香港前途感到忧虑。当时港督卫奕信在施政报告中宣布一系列措施，以图挽回香港人及投资者的信心，包括宣布推行耗资庞大的「港口及机场发展计划」（简称「新机场计划」），卫奕信计划用1270亿港元来建设香港新机场，只准备留给特区政府50亿港元财政，但这个计划事先没向中方通报。中方认为英方此举会把香港的储备花光，遂高调表达不满。1990年12月12日，面对香港媒体时，鲁平忧心忡忡：「就剩个零头，全都花光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一连三个「怎么办」令其被香港媒体送上「鲁怎办」的绰号，多年后，鲁平被香港传媒问起这个绰号，鲁平表示他了解香港文化，不以为意。

1991年，鲁平和英国外长韩达德谈判，韩达德最后让步到给特区政府留下250亿港元，鲁平一算，加上中央政府替特区政府保管的土地基金，差不多1000亿港元，勉强可以过日子了，于是请示中央，中央同意。同年9月3日，英国首相马卓安到北京签署了《香港新机场谅解备忘录》，新机场顺利开建。

当时有香港媒体误认为鲁平反对香港兴建新机场。在《鲁平口述香港回归》一书中，鲁平明确说希望香港把机场建起来，并明确否定了让深圳和香港合用深圳机场的想法。

斥彭定康为「千古罪人」

鲁平是亲历中英香港谈判和香港《基本法》起草的重要官员。有学者指出，他与英方谈判有理有节，力保香港财政储备，排除英方对香港回归的障碍，又全力参与《基本法》起草和宣传工作，增加港人以至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对香港平稳过渡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9年，鲁平推出了《鲁平——口述香港回归》一书，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被首次被披露。「（港督）彭定康一上任，就大幅改变英国对香港的政策。彭定康于1992年10月7日做了上任后的第一次施政报告，公布了他的政改方案。然后才于10月22日到北京访问。他想以既成事实来要挟中方，要中方以他的方案为基础。中央决定由我和他谈。我们发表声明：这个方案违反《基本法》，一上来我就跟他说，你这个方案整个破坏顺利交接、平稳过渡，这个绝对不行。」

双方的强硬表态令彭、鲁在北京的见面气氛紧张。彭定康走后，还未登上飞机，鲁平就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他（彭定康）这样做，实际上是蓄意在破坏谈判，是对香港采取了极不负责任的态度，根本不考虑香港的利益。」「彭定康先生将来在历史上，要成为香港的千古罪人。」

鲁平在书中说：「现在我都不反悔，他的确是千古罪人。如果不是彭定康的话，香港过渡的情况更平稳。影响香港的不止是政治体制，还有整个香港人的信心和经济。」但同时鲁平也表示：「虽然我批评他是千古罪人，但我还是很尊重他，他是一个高手，外交上的确是。」

彭定康对鲁平亦惺惺相惜，得悉鲁平病逝，他5月4日透过电邮响应，称鲁平是一位有智慧的公仆，却遗憾他们无法再有更深入的交往。

泪洒香港回归盛典

鲁平亲历了1997年6月30日晚间在香港会展中举行的回归盛典，他在回忆中写道，（7月1日零点）我看到英国的旗下来，我们五星红旗上去，奏国歌的时候我也流泪了。在香港回归问题上，我是从头到尾始终参与的唯一一人，从制定政策一直到谈判、筹备、确定《基本法》，从头到尾我都参加了。这十几年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整个心血都花在这上面。所以1997年7月1日我站在台上，看到我们的五星红旗升起来，我觉得我毕生的愿望也终于实现了，那时候我很激动，的确很激动。

但鲁平并未居功：「香港回归还是要归功于党中央的领导，归功于邓小平，同时要归功于全国人民，我只是跑跑腿而已。」他说。

曾因工作繁忙耽搁治病

在香港回归前两年的1995年5月，鲁平在北京进行了胃癌切除手术。彼时，因为考虑到会影响香港回归问题，手术是秘密进行的。

鲁平后来回忆道：「北京医院一再催我，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到了香港以后，还得到澳门，后来澳门结束了以后，我才回到北京。医院说你马上到医院来。第二天我就去了，医院的吴蔚然院长跟我很熟，他就抓着我说，鲁平，我知道你思想很放得开，老实告诉你，你得的是胃癌，你马上给我住下，第二天会诊，第三天就动刀，我亲自给你动。我说不行啊，我刚回来，好多工作没有交待，一大堆事儿呢。他说不行，你不能回去了。他怕我走了又不来，就硬把我扣住。但是这个事情又不能够让香港知道，怕引发不稳定。所以当时我换了一个名字住院，我的病历上就写了另外一个名字，后来很多香港记者到北京来打听，北京医院说没有这个人，鲁平不在我们这里。我动完手术以后做化疗，做化疗的时候很痛苦，我的头发都掉光了。化疗以后医生说你要休息两个月，两个月以后再来第二次化疗。我说我不来了，怎么可能呢，你让我再第二次化疗的话，你让我怎么办呢？我的工作怎么处理、怎么交待啊？后来我就没有去理它，没再做第二疗程。但是后来我再出来的时候，大家还是能看出来，整个人都变形了，头发都没了。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挺住了。」

内地有网友评论说，鲁平是令人「印象最深」的国务院港澳办主任；而一位香港网友则说：「有良心香港人永远不会忘记你对香港的好。」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和港澳各界均高度评价鲁平，指其对「一国两制」落实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为避港记者而借道

上世纪80年代，笔者曾在北京工作，所在单位曾长期与国务院港澳办共享位于北京西城区的一栋办公楼，港澳办在西侧，笔者单位在东侧，因此经常见到身材高大、满头白发的鲁平先生。

彼时，内地由于物质条件有限，大多数居民家中都没有安装洗浴设备，因此只能去单位的公共浴室淋浴，鲁平亦不例外。

鲁平在担任港澳办主任期间，正是香港回归前的关键时期，因此常有香港记者整天守候在港澳办门前「围堵」鲁平，甚至到下班时间仍不肯离去，有时鲁平不得不「借道」笔者所在的单位，才能离开办公楼。

退而不休的晚年

1997年7月6日，香港回归六天之后，70岁的鲁平卸任港澳办主任一职，此后，鲁平担任中国福利会副主席和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主席，他每年都拿出一段固定时间，集中翻译有关宋庆龄的信件与资料，在他的催促与鼓励下，宋庆龄研究工作得以不断推进，出版了一大批有质量的宋庆龄研究专著和宋庆龄与友人书信集及往来书信汇编。

鲁平退休后最大的爱好就是上互联网和听音乐，据称他对十九世纪的西方古典音乐情有独钟，晚年亦曾在广东的珠海生活，仍关心香港政治，自称「每天要看当日的香港报纸，每天还要上三次网，每次一小时」。2012年，鲁平直言批评「港独」。他在发给港媒的电子邮件中表示，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的香港人，应看看自己的护照上写着什么，否则应该放弃中国国籍。

据悉，鲁平退休后，中共高层在关于香港的重要事务上还会咨询其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