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萧史

政治光谱的重组应以扩大爱国爱港力量为核心，并建构一个更具代表性的管治联盟。理想状况下，这一联盟应吸纳中立及独立人士，以认同一国两制、基本法与中央管治权为基础，并支持特区政府施政。除了提供强大的管治团队外，管治联盟亦需在立法会内形成稳定、可靠的政治力量。

随着普选法案被立法会否决，为期20个月的政改偃旗息鼓。由于港府已表态本届政府不会重启政改，中央亦希冀香港将社会发展的重心转移至经济与民生，这意味着香港短时间内不会重启政改。

尽管政制短期难有改变，却不代表香港其他政治问题将被无限期搁置。本次政改反映出各政治光谱对于政制发展尚难形成共识，正因此，当此过渡时期，各光谱更应保持更加紧密的政治沟通，为日后重启政改积累共识。遵循由易到难的逻辑，社会温和力量或可从以下三大政治命题中寻求共识，以推动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如何防范「港独」？

此次政改期间，本土主张兴起，一度在舆论场消失的「港独」似有抬头之势，包括冲击驻军、焚烧基本法、挥舞狮子旗等行为，一定程度上使得北京作出了香港「民心未能回归」的判断。

尽管当前社会中的「港独」思潮并非是具有可行性的主张，但其具有的力量却不可小觑。已有本土派团体宣布出选区议会，其在参选过程中必将祭出保卫本土利益的大旗，这可能成为激进者宣扬「港独」的政治平台。而「港独」的出现亦为香港与内地的交流带来阻碍，即使是泛民一方，也一向与「港独」进行切割。

有建制派人士曾提出立法禁止「港独」，即通过二十三条立法或单独设立「反港独法」禁止「港独」行为。不过，综合各种因素来看，这在当下难以成行：

首先，二十三条立法已被否决过一次，社会当前尚无共识，若重推立法，难免引发新一轮政治争拗，不利于香港稳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其二，若新立「反港独法」，则同样会涉及复杂的法律及人权问题，通过的可能性并不高。

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在涉及国家安全的立法中，往往会引用美国奉行的「明显而立即危险原则」，即判断某种言论是否违法，要取决于该言论是否以产生暴力革命为目标、且在客观环境下是否有「立即」引发暴力革命之可能。2003年香港二十三条立法时，争论颇多的一点恰恰在此。以此原则来看，若「港独」思潮停留在思想层面而无具体行动，立法禁止并不是最有效的办法。

从司法角度看，禁止「港独」当前更多只能依靠现有法例。在西贡炸弹事件中，警方便以《刑事罪行条例》中的「串谋导致爆炸罪」落案指控。以此为例，当局应更注意「港独」危害社会稳定之实质行为。

从根本上禁止「港独」，更多还需从教育及民生两方面入手。加强国情与基本法教育已被认为是「后政改时期」亟待破题的教育议题；更有北京学者透露，当前自由行政策将面临进一步调整，而让民众享受到两地融合带来的好处，以减少对内地与中央的抵触情绪，则更需要以改善民生作为抓手。做到这一点，建构一个容纳更多阶层的管治同盟尤为重要。

如何构建管治同盟？

有学者表示，所谓的香港管治之难，主因仍是建制力量偏弱。尽管当前特区管治团队与立法会多数议席仍由建制一方掌握，但在诸如教育、法律等领域，建制力量的社会基础仍有扩大的必要。

此次政改中，社会被分为「爱国爱港」阵营与反对派阵营，如此划分，亦是非常之时的非常办法，温和民主力量的政治空间因此被严重挤压。

不过，政改表决前夕，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已表态，并非所有泛民人士均属于反对派，中央亦愿意与认同一国两制、基本法的「泛民朋友」进行沟通，此外，京官还曾与大律师公会进行过会谈。一种存在的可能性是，「后政改时期」社会政治光谱或将重组。

政治光谱的重组应以扩大爱国爱港力量为核心，并建构一个更具代表性的管治联盟。理想状况下，这一联盟应吸纳中立及独立人士，以认同一国两制、基本法与中央管治权为基础，并支持特区政府施政。除了提供强大的管治团队外，管治联盟亦需在立法会内形成稳定、可靠的政治力量。

管治联盟的成员则应覆盖社会全部领域，联盟同时需整合愿与政府合作的民间智库，利用民政事务处等机构，由专责人士倾听草根的声音，以建构管治联盟的民意基础。

不容忽视的是，管治联盟建立的一个前提，在于泛民一方的温和力量能否与激进力量作出切割，选择在部份议题上与政府合作或提出有建设性的批评。一个不容错过的契机是，政改结束之后，已有温和人士开始检讨此次政改中的政治取态。

对于建制一方来说，要使管治联盟行之有效，更应以服从管治大局为先，在管治联盟内协调彼此的利益，加强组织性与团结性，同时着眼于在中长期培养出具有威望的领导者。

是否接纳「政党政治」？

与以上两议题相比，是否接纳「政党政治」是触及政治体制更加核心的问题，本届政府在4月22日发布的普选方案中仍然保留了行政长官不是任何政党成员的规定，原因之一便是「社会各界对此议题未有明显共识」。

香港之所以未能将政党政治合法化，与三方面因素有关：其一是一国两制理论，即在特区内能否允许本地政党执政，有待考虑；其二是如果行政长官的施政思路受所在政党影响，那么决策或会更多考虑政党的利益，而改变行政主导体制的原意；其三，立法会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方式并不利于政党做大，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政党政治的限制。

不过，从另一角度看，当前立法与行政关系紧张，行政长官在立法会内无党派支持，也为政府施政带来困难；而若政党政治实现，各政党的经费来源必须公开，这或将打击接受境外献金而从事非法行为的团体，使政治行为规范化；而政党若能成立，想必亦会吸引有抱负的年轻人从政，培养出理性并认同香港政治特色的政治人才。

更重要的是，由于基本法写明行政长官终由普选产生，在选举过程中，各候选人所需的动员能力更多有赖于政党的支持，亦即政党政治的实现实则是普选的一个基础。

政党政治实现的前提是对《政党法》立法。既然政改短期之内无法重启，社会温和力量不妨就政党问题展开协商，并保持与北京的沟通。对于建制和泛民来说，建立政党政治可能是两方都希望实现的愿景，双方亦可借此重构政治沟通的理想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