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历山、周伯展于亚视节目《把酒当歌》录

☉文/本刊记者

近日香港的安老院发生怀疑虐老事件，令社会再度关注长者安享晚年的问题。亚洲电视清谈节目《把酒当歌》，邀请香江智汇主席吴历山医生和香港医学会副会长周伯展医生讨论，提出问题症结及解决方法。本文加插部份早前吴医生在同一节目中，针对「预设医疗指示」的讨论内容。

主持(刘澜昌)：各位朋友，今天节目很特别，请了两位名医担任我们的嘉宾。一位是香港医学会副会长周伯展医生，另一位是香江智汇主席吴历山医生。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都是与香港每个家庭有切身关系，老年人问题。数据显示未来香港每4个人便有一位超过60岁，步入老人社会，如何保障老人家晚年过得有尊严和质量呢？许多人都关心这问题。大家都知道，最近大埔有一家安老院，出现一件很不幸的事件。

周伯展(下称「周」)：大埔安老院的事件给我们几方面启示，重点是我们对老年人照顾不足。如何采用处理，可以分三方面，首先是监管问题，这是短期、可实时执行的办法；中期来说，需要解决土地的问题，因为香港寸金尺土，百物腾贵；长远来说，我们要解决教育的问题……

主持：我们先逐步讨论，香港贵为国际大都会，为何仍会出现大埔安老院的问题呢？

香港有十分一长者称曾受虐

吴历山(下称「吴」)：其实虐老问题全世界都有，香港社会福利署2004年的统计，访问了507位60岁以上的长者，有11%表示曾经受到不同程度的虐待。香港的特点，第一，护老资源不足，工资高、租金贵，如果家中没有能力照顾老人家，就要把他们送进安老院，但办老人院租金已占了一半，人工贵之余也难以招请人手，更难提高服务质量，这是严重的挑战，如果不解决的话，老人的生活质素会难以保障。安老院虐老问题，我认为私隐比较次要，其他更严重的还有语言虐待、身体虐待、精神虐待等等。

主持：在香港，我们的上一代，即现在七、八十岁的人士，他们没有退休保障，积蓄也相对较少，这是香港特有的现象。周医生，你刚才提到长远要从教育方面着手。中国人的传统「老吾老」，对老人家非常尊重，以前有大家庭，大家住在一起，年轻人照顾老人，这是当然的，报答长辈的照顾。但现在有各种原因，不能住在一起，为甚么有这种景况？

周：一方面是香港人生活西方化，奉行小家庭制度，另方面，归根究底，土地价格昂贵，大家怎能住在大屋呢？所以家人只能分开居住，年轻人要离开老人家自组家庭。除了刚才吴医生提出的虐待老人的问题外，忽视老人都值得关注。

安老服务政府要监管、资助、教育

主持：根据香港的情况，有甚么方法逐步解决，向好的方面发展？

吴：我觉得政府可以推行许多措施，包括大力整顿安老服务。刚才说到香港工资成本高，我曾向老人中心和安老院工作的人打听，其实他们的工资很低。有些较低水平的私家护老院，他们实行两班制，每班工作12小时，但工资每月不足一万元。

周：而且这是属于厌恶性工作。

吴：有些津助院舍，至今未安装冷气。你试想护理员要照顾老人家，又身处在炎热的天气，长时间在院舍工作，经营一间老人院要计算成本，工资很难提高，我认为政府应该大量津贴，如果护老院员工工资可大幅提升的话，相信质素会高很多。另外，在安老院舍招请人手困难的情况下，应该聘请外劳，相信很快解决问题。

周：不过这个问题要小心处理，社会先要有共识。

主持：如果一个社会比较富裕，政府比较有能力的话，可否带头兴建老人院，把资源直接拨入院内呢？

周：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能够解决所有民生问题，包括老人和医疗问题，所以必定要有民间团体参与。政府在立法、监管方面有直接的责任，当然津贴必须要提供，但安老院舍，应该是要发动更多民间力量去做。如果说到兴建慈善性质的安老院，香港有许多富豪，也有许多土地。我刚去过李嘉诚先生兴建的慈山寺，非常漂亮，他花了15亿元建造。大家试想一下，如果地产商和富豪，捐出10多20亿元，用作照顾老人家，帮助是否很大呢？

吴：许多老人家跟我投诉，他们本来有意回内地养老，但一旦生病就求救无门。其实我们可以跟进这些配套服务，让国内的有关机构和香港医院协作经营老人院，可以解决许多问题。

提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识

主持：关于老人的生活，都牵涉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包括现时经常提到的全民退休保障的问题、老人津贴问题，又涉及整个医疗系统的问题，政府应该成立专门机构，以表重视。

吴：这个问题，社会应该是很关心，特别是大埔护老院的事件之后。政府应该成立专责委员会，立竿见影地推出有力措施，解决实时、中期和长远的问题。

周：其实现在已有一个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是梁智鸿医生。我认为要釜底抽薪的解决方法，始终要依赖教育，让小孩和成人明白甚么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主持：吴医生，我想问你，老人家如何才算是活得有尊严和质量，特别是晚年生活？

吴：首先他们要过有质素的生活，让他们没有痛苦及快乐地度过晚年。通常受虐待或者受不公平对待的，是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他们需要别人照顾，我所见到的大多是中风、脑退化、柏金逊等有认知和行动障碍的病人，和那些有身体残疾的病人，这两类人最容易受到不公平对待，生活质素也最差。香港社会应该对60-80岁人士进行幸福指数调查。我相信相比其他国家，香港的指数一定是偏低。我觉得晚年要活得有尊严和质量，正如我上次在《把酒当歌》节目说过的「预设医疗指示」也是很重要的。没有「预设医疗指示」，一个人往往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安详地离开世界，相反会经受许多毫无意义的治疗勉强维持生命，令他们经历长时间的折磨和痛苦。

「预设医疗指示」避免无谓的治疗和护理

主持：老人临告别世界时，要与病魔作最后斗争，那时候可能没有知觉，可以怎样做？「预设医疗指示」，这是好的制度吗？

周：这是好的。其实香港政府在2009年就此提出咨询，当时我也在医学会里参与热切讨论，结论是这值得市民考虑。有人以为这等同「安乐死」，其实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安乐死」是主动促使一个人死亡，而「预设医疗指示」则是当你清醒的时候，你可以作出指示，这种指示只在三个情况下才会启动：第一，不可逆转的昏迷状态；第二，末期癌症；第三，已经进入植物人的状态。在此三种状态下，可以根据病人在清醒时设定的「预设医疗指示」，不主动积极地抢救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病人。

吴：医生行医的守则是，第一要尊重病人意愿。当病人不想接受治疗，我们要尊重，第二要以病人的最佳利益作为依归。如果病人没有一早表达自己意愿，届时就要由家人和医生来代作决定，那决定是非常困难。究竟是否继续医治，如果继续医治，病人可能要接受很大痛苦，而且可能毫无意义。而且往往是地位越高、条件越好、感情越深就越难死，受的折磨就越多越长。在旧时代，临终老人能安详躺在家中，亲人在旁边围着，然后慢慢与他们告别离世，但现在这种情况很少见，病人通常第一时间被送进医院，要尽所有力量，施行心脏按摩时，把肋骨也弄断，用插管和呼吸机帮助呼吸，又用强心针等等，这样才算尽了责任，医生也觉得有所交代，其实许多都是无谓，病人要承受许多痛苦。

主持：这又牵涉到很关键的问题，如病人很难作出判断，甚么时候做甚么事情，因为这涉及到很专业的知识。

应尽早立法造福病人

周：首先，「预设医疗指示」必须是病人清醒的状况下作出，这状态医生可以证实。第二，需要一位证人，要与病人的遗产等利益没有关系的人，证明当时病人状态是清醒的情况下作出指示。

主持：需要到律师楼办理吗？

周：不一定要，只需符合以上两个条件就可以了。问题是当病人正式进入昏迷状态，有时候家人会有争拗，所以需要社会进一步讨论，法律上也要有所规定，尊重病人的意愿。但我们医生会出现一个矛盾的情况，正如刚才吴医生说过，第一，我们要抢救生命，我们不主张安乐死；第二，要把病人利益放在首位。有时候矛盾的处境是，一个很简单的情况，某宗教规定不能输血，病人反对输血，不接受输血，但输血能拯救他的生命。如果医生事先知道，病人的「预设医疗指示」指明不接受输血，是否应该尊重他？如果医生不知有此事，见他在流血就为他止血和输血，输血后的医疗责任，甚至法律上的责任，谁来负？立法者以至法庭都应该厘定给医生，否则医生会站在两面为难的状态。

主持：即是说要先立法，因为情况太复杂，会出现许多情况，处理不好会引起争拗。香港在立法事宜上，是否已提上议事日程吗？

吴：据我所知，香港大概十年前已提出咨询文件，但2009年决定暂时不讨论和不立法。香港在这方面非常落后，比起新加坡、台湾，以及其他先进国家，他们很早就已经立法，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就是在「预设医疗指示」下才能如此安详地没有痛苦地离开世界，他要求连胃管都不插。另外，美国总统列根、克林顿夫妇、「光纤之父」高锟夫妇，都一早定立了「预设医疗指示」。我认为不要等到病重时才设定「预设医疗指示」，因为那时候应该赶不及了，你不知道疾病甚么时候到来，疾病一来，你就可能不再清醒。另外必须补充一点，病人签订「预设医疗指示」后是可以反悔的。你可以取消，也可以更改，表格也不同的选择。

主持：看来这个问题应该要放上议事日程，大家好好讨论，好让问题可以预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