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昌茂

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战略机遇将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十三·五规划若能牢牢把握这些实质性变化，明确提出相对应的、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助于全球走出增长困境问题的方案并稳步加以实施，中国的发展面貌就不是一个建成小康社会就可以描述。所以，十三·五规划具有划时代意义，是一个中国能不能再抓住一次大的历史机遇、再实现一次大的历史跨越的大动作。

按照老规矩，每年7月中旬到8月上旬，都是中共高层人士到北戴河休假并兼带议事、磋商、举行小型非正式会议的「北戴河时间」。在此期间，「休假」的高层人士之间以「民主集中制」的「个别酝酿」名义在重大决策前频繁进行个人间交往而不必过多忌讳，中央办事机构要派出专门工作班子到北戴河办公，中央重要报刊要安排专送北戴河的份额，官方主要媒体要配备随时报道北戴河重要消息的采访小组，中央重要会议的准备工作及工作班子要迁到北戴河进行——以备中央领导人士随时召见，北戴河的「安全保卫」级别上升至「最高级」。

今年北戴河会很热闹。在中央高层人士正式进入北戴河休假、办公之前，中央政治局将就本年度经济工作和制定「十三·五规划」事宜等议题举行一次会议，在此会议上，还将确定今年中央全会召开的具体时间和主要议题。

如何协调「稳增长」与「促改革」

在北戴河，决策高层的一个主要议题非经济问题莫属。这一届中共高层执政已近三年，他们登上政治舞台一开始就遭遇的经济下行压力依然没有缓解，而且还有继续加大的趋向。今年增长能不能做到「保七」，许多判断表示悲观，经济预期相当消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协调平衡「稳增长」和「促改革」这对关系，难度非常大。官方咨询机构的人士分析，年初决策层的执政「设计」比较乐观，认为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可为经济改革、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让出空间，「改革红利」和经济效益提升可以填补经济增长下行造成的财政和金融亏空，先进的生产力可以替代落后产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稳增长」和「促改革」完全是一个相互补充促进的统一体，不存在矛盾和冲突，「促改革」就是为「稳增长」开拓新道路，而「稳增长」则是为「促改革」提供动力。

然而事与愿违，改革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开展顺利，「红利」没有如期产出，新的经济增长点没有形成，反倒是经济增长速度快速下滑，企业利润大幅下降。改革未曾见功，要「稳增长」必走旧路，「政府主导」、「货币扩张」、「投资驱动」、「项目带动」、「国企为主」等等就会相率而来，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会对抗和挤压调结构、转方式的改革举措，最终则仍然脱不出经济下行的轨道，滑入经济不可持续的陷阱、泥潭。「促改革」不能达致预期效果故而被「稳增长」所弃，「稳增长」为能在短期见效只能沿用传统增长方式和体制故而被「促改革」所避。所以，决策层就面对一个两难选择：要么放弃「稳增长」，集中精力将改革坚持到底直至产出改革的最大「红利」；要么暂缓「促改革」，仍旧沿用传统方式「促增长」。然而，执政层却不能对此有所偏废，必须「统筹兼顾」。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就是在「促改革」和「稳增长」这两条无法交叉、重合和协调的坎坷道路上颠簸跳荡，忽而「稳增长」急急如律令，忽而「促改革」迫不及待，结果哪一面都难接近理想目标。

「稳增长」与「促改革」不能形成相互促进、补充的那样一种有利局面，关键在于「促改革」遇到了无法破解、克服的麻烦和障碍。实际上，「促改革」与「稳增长」有两个重要的「结合点」：一是「去产能」，二是「增福利」。近些年来在「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增长模式下形成了大量过剩产能。淘汰这些过剩产能，既可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又可重构供求关系刺激价格回升，遏制整个工业行业利润水平下降趋势，从而为「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而「增福利」，就是改善民生，提高全民的收入水平和医疗、教育、住房、环境等公共福利水平，从而提升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消费长期落后于投资和生产这一个中国经济最大的结构失衡得到较大改善，为「稳增长」开辟出广阔的市场空间。可以说，这两个「点」，既会产生出推动「稳增长」的强大动力，更是「促改革」的关键着力点，如若在这两处推进和深化改革并取得成效，中国经济现在的局面肯定会大不一样。

改革的障碍存于两个关键部位

然而，改革的巨大障碍恰恰也就在这两个关键部位存在：

一是国有企业。当下中国存在的巨大过剩产能，主要集中在煤炭、石油、石化、钢铁、铁矿石等等大行业里，而且绝大多数都为那些政府介入较深、干预较多、给予优惠政策较多、利益关联度较高的大型国有企业所拥有。「去产能」势必要对这些国有企业进行包括减产、产权置换和转变、实行政企分开以及民营化等等内容的诸项改革，然而如此一来，就会直接触动与这些企业紧密相关的政府及其党政官员的切身利益，不要说推进其他方面的改革，仅仅让这些国有企业减产，淘汰其过剩产能，因其减少当地政府的GDP和财税收入，就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和抵制。为维护自身利益，党政官员宁愿搁置更有利于「稳增长」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去产能」改革，也要坚持政府主导、国企拥有并「做大做强」其产能的「稳增长」。现在看，「促改革」尚未克服、跨越这个巨大障碍。更有意味的是，党政官员把保护与自身利益相联系的「过剩产能」当作「稳增长」的筹码，而拥有这些过剩产能的大型国企的改革也就发生了扭曲和变形。

「促改革」撞上的第二大障碍是分配制度。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三十多年，但同时也发生了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社会冲突加剧，两极分化愈趋严重等情况，出现了权贵集团和严重腐败现象；与此相联系，社会普通民众收入水平长期低于经济增长水平，居民收入长期少于政府和企业收入，消费占比长期低于投资占比，故而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包括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失衡，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乏力以至走入持续下行的轨道。造成这样一种状况，不合理的分配制度难辞其咎，而改革这种分配制度，则不但是改变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扭转中国经济下行趋势的一大关键步骤，而且对缓解和协调中国社会各种趋向紧张对立的利益关系也有非同寻常的重大意义。然而收入分配制度里存在着这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中最复杂、最要害也最敏感的权力及利益神经，它也最集中、充分地体现着中国社会权力特征、利益固化的弊端，所以触动和改革分配制度的政治风险相当高，如果没有政体改革的配合和跟进，很难启动这项改革。

本世纪初，前一代执政高层上任伊始就承诺进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但在任期即将结束时才拿出一个无人负责投入实施的方案来。不过知情者称，他们的确想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图扭转当时已经出现的社会公正公平缺失、贫富分化愈趋严重的状况，但是不敢触及执政权力不受监督制约、过于集中强横的体制弊端，不敢碰撞已在党政官员阶层中形成的、带有家族和帮派性质的利益集团及其利益，所以他们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只能无功而返。

新一届执政高层非常重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中专有「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的设计，其「实现公正公平」的旨向可赞，在社保、薪酬、财税等关涉收入分配的重要领域也已启动改革进程并取得进展。然而收入分配改革的动作幅度还不大，离它理应发挥的效用尚有很大差距。现在，决策层似乎尚未充分认识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改变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扭转中国经济下行趋势之间存在的那种内在的相互补充促进的关系，也未做好全力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充分准备。在相当高的权力阶层里，对「福利社会」丧失发展动力、拖累经济发展的担扰和防范，远远超过对社会公平正义缺失、贫富分化拉大、权贵势力「做大」造成社会动荡经济衰退的防范和纠正。这种执政意识，与中国社会大众公共福利、社保、收入和消费水平普遍低下情况下向执政者提出的要求相比，可谓相差甚远。我们已是中等收入国家了，劳动者工资就应该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中国现在的经济下行，其实是消费——投资这一基本经济结构失衡的表现。增长乏力是因为供需不平衡，产能过剩，需求不足，东西卖不出去，这个情况光靠投资拉动、投放货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变现行收入分配格局上寻求出路是改变不了的。

另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不能不涉及改善政府支出结构这个「关键环节」。为决策层提供咨询的人士指出，现在广义的政府收入和政府支出占了GDP的三分之一，这包括财政、卖地、国有资本、社保基金收入等。这些钱怎么用、用在什么地方等等，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公正公平的实现至关重要，但却完全由政府官员「自便」，且公开透明度极低。首先是政府投资过多，财政收入中一年有2万多亿元直接用于投资，其他政府性基金也主要用于投资，再捆上银行贷款，政府投资一年十几万亿元。这么大规模的投资，并非都是必要的，很大部份是浪费的，而且伴生大量腐败，更加剧产能过剩，权力在此极为「任性」。其次就是行政支出过多。按财政部粗略计算，政府各项行政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约占四分之一，比发达国家高了十几个百分点。所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就在于改善政府支出结构。然而唯其如此，这要对政府「削权、限利」，难度陡增，非收入分配上作些个「小动作」所能胜任。综上所述，要将「稳增长」和「促改革」结合成一个相互补充促进的执政行为整体，在「增福利」这个关键节点上同样存在不易克服的大障碍。

执政高层的「北戴河时间」之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经济问题商定下半年的政策走向，如何在「稳增长」与「促改革」的结合上对所关涉的诸项问题作出选择和决断，非常值得关注。进入「北戴河时间」后，高层人士也不会放下这个话题，特别是7月初中国股市发生决策高层所最不愿看到的大波动并引起社会心理状态的极大震荡，经济下行压力陡然增大并向更大范围扩散「负能量」，经济问题影响执政的份量加重，中共领导人肯定会持续加大对经济诸热点问题的关注，直接介入解决经济问题的程度也会加深。

中共领导人身边的智囊人士曾直接向上进言：「在经济发生危机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意外事件，它们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由运气决定。但事实并非如此。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入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下行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当前特别需要重视和防范那些在危机自我逻辑实现的过程中总会出现的『意外事件』，它会引发一连串的失控和误判从而将危机推向更大的灾难。」中共领导人对待和处理当下的经济问题，不敢轻视经济下行中发生的任何异常现象，秉持的就是这种「高度戒备」姿态。这也可视为是中共十八大之后国家成立和加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背景。

十三·五规划具相当特殊意义

中央政治局除去讨论经济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制定十三·五规划」。制定十三·五规划是中共领导人亲自领导操作的，从去年初就开始投入大量精力进行准备，组织人马开展相关研究和讨论，并赴国内各地视察调研。作为中共领导人亲自参与一个类似常规性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制定工作，这在前任那里是很罕见的。

参与规划制定的人士分析，中共领导人重视和亲自参与十三·五规划，自有其重要原因，因为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正是中国所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社会经济实现发辗转型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时期，它制定和实施的结果如何，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文明进步和发展都具有相当特殊和非凡的意义。

单从经济上看，中国「十二、五」期间其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中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十三·五期间，全球将进入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中国的战略机遇将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十三·五规划若能牢牢把握这些实质性变化，抓住中国与大国经济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巨大利益交集点，明确提出相对应的、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助于全球走出增长困境问题的方案并稳步加以实施，中国的发展面貌就不是一个建成小康社会就可以描述的了。所以，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具有划时代意义，是一个中国能不能再抓住一次大的历史机遇、再实现一次大的历史跨越的大动作，中共领导人理应站在这件大事的前例。

这位人士透露，中共领导人对十三·五规划提出许多重要构想，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方面取得突破，力求实现7个目标，即：保持较高（中高）经济增速；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创新驱动；加快农业现代化；改革体制机制；区域协调发展；生态环保；扶贫与改善民生。

中共领导人特别强调的是两个「突破」：一是体制机制的改革突破，真正实现「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以此带动经济增长由旧模式向新模式转型，让消费、服务和创新取代制造业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二是要在扶贫取得突破。中共领导人指出，扶贫的体制机制要进行大改革，不能再复制、沿用那套本身就制造贫富分化、滋生腐败和削弱扶贫工作的体制机制了，十三·五期间能否达到扶贫目标，最大限度地减少贫困，关键就在这里。现在十三·五规模的草案已经拟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对其进行讨论和修改；晚些时候，这个规划草案要提交今年11月前后召开的中共五中全会讨论通过，成为明年提交全国人大会议审议的正式文本。「北戴河时间」里，十三·五规划也会是中共领导人与其他高层人士进行交流和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