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东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不可缺少的不是「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而是对全面深化改革迫切性的深入认识和勇闯新路的实际行动。

中共高层的「北戴河暑期休假办公时间」到8月15日结束。「北戴河休假」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就编制「十三·五规划」进行了讨论，并决定在今年10月召开十八届五中全会，研究关于编制「十三·五规划」的建议。在此数天之后，中央政治局再一次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人们注意到，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形势，已迫使高层将执政精力更多地转向经济工作，7月以来中共领导人的主要活动都是围绕经济工作的相关议题展开的，编制「十三·五规划」是其中内容之一，寻求走出当前经济困局的出路成为编制规划的「重头戏」。

编制「十三·五规划」重在创新

现在「十三·五规划」编制的建议草本已经拟就，随高层人士同去北戴河「休假办公」的人士透露称，高层人士在北戴河休假期间的一个重要事项，就是讨论和修改这个规划编制草本，力求在8月间将修改好的规划编制建议草本送各方征求意见并定稿。

对「十三·五规划」，中共领导人投以极大热情和精力予以亲自谋划和领导部署，表现出比前两届中共领导人更为注重从整体、顶层视野上把握执政全局的政治风格。这是这一届执政高层主持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也是这一届执政团队提出的实现「两个百年」目标中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个五年规划。所以，编制和实现这个「五年规划」，自然就成为检验当政者执政成就的一个重大标志，重建和恢复执政合法性的执政高层是不会忽略这个绝佳机会的。中共领导人在7月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取得这个「决定性阶段」成功的关键之一是编制出一个「好的发展规划」;他很看重在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规划中加载一些特有的「新东西」，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认为「十三·五期间要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有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为此，「『十三·五规划』要在规划理念、框架、内容、方法、文本和实施机制上都要有创新」。去年4月「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开始启动，参与编制的人士透露，今年5月，中共领导人首次提出总体框架，即在「保增长、转方式、调结构、促创新、农业现代化、改革体制机制、协调发展、生态文明、民生、扶贫」这十大方面取得明显突破，实现「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五化同步』」和大力推进京津冀、「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三大国家战略」等等。这一切，都与「十二·五规划」有所不同，反映出本届执政高层在发展问题上的一些新追求和新理念。

根据高层人士要求，参与「十三·五规划」编制的有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52位，其中既有经济学家，也不乏央企老总和知名企业家；在规划的前期，不仅采用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中国社科院等传统「智囊团」从广泛社会调查中获得的大量意见，还首次邀请来自业界和民间的智囊加入参与规划编制，甚至还听取了亚开行、经合组织等「外脑」机构对规划编制的意见。有人士评价称，这次规划编制比「十二．五」规划编制有许多不同，社会参与程度上的确胜过上次。

然而，批评者指出，编制「五年规划」的做法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长官意志行政主导，老套路老办法几十年一贯制，与市场经济及其运行方式完全无法相融，根本不能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这套路子不改，即使社会参与面有所扩大其作用也十分有限，解决不了纸上「计划」与实际「变化」间严重脱节的问题……其言不无偏颇，但也的确道出相当多人对这类规划的真实看法——这给高层人士借编制规划「统一思想」的意图设置了一道小小障碍。

扩大反腐行动的政治性功能

北戴河休假前高层活动的另一大项，是在反腐上作出了两个引人关注的重大决定，一是对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组织调查，同时对潜逃美国的令计划胞弟令完成发出抓捕令；二是给予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严重受贿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对周本顺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组织调查，可以说是对周永康贪腐团伙、帮派进行清理、清查、清除的一次深入，其背后的政治考虑则别具意味。查办周本顺有三个原因：一是他本人及家人犯有严重贪腐罪行；二是周本顺是周永康操纵中央综治办、独霸中共政法大权结伙营私为己所用的一大得力「抓手」，为周永康充当「打手」干了许多坏事，是周永康犯罪团伙中的骨干成员；三是周本顺对新一届中央阳奉阴违，借口「慎政」掩盖其不作为，借口「反腐挫伤了大多数干部的积极性」以纵容消极不作为之风蔓延，抵制、拖延中共领导人亲自部署的关于加快「京津冀一体化」建设规划的实施。据办案人士透露，上述三个原因中，二、三是撤职查办周本顺的主要考虑。这证明，反腐行动正走向扩大其政治性功能解决执政党建设更大领域内问题的方向。帮派、团伙问题，干部「懒政」不作为及对中央及组织的离心、抵制对抗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和存在对这一届执政高层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比贪腐问题还更具危险性和「颠覆性」，利用反腐斗争清除帮伙势力，遏制离心倾向，横扫「懒政」之风，这是执政高层摆脱当下执政困扰可以作出的一种选择。这样两个现象一并出现似乎并非偶然：周本顺作为周永康团伙中的骨干成员受到查办，同时他又是中共十八大后首个被撤销职务的省委书记。

与此相联系的一条消息称，10月间召开的中共五中全会前后，一些重大的人事调整还会相继推出，而反腐的力度也会在此期持续增加。有观察中共反腐行动走向的人士指出，要扩大反腐行动的政治性功能，一个逻辑的政治前提，就是要强化、增加反腐斗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着眼于民主赋权、法治规范和体制改革，争取民众广泛政治支持和参与，排除「选择性反腐」、「权力斗争」、「阴谋政治」之类对反腐斗争正当性、合法性的「反噬」，真正实现高层人士不久前刚刚提出的反腐斗争「无禁区、零容忍、广覆盖」的目标。

最大难题是拯救下行的经济

摆在执政高层面前最大难题仍然是如何拯救持续下行的经济。有观察人士指出，这一届中共高层执政三年来，今年其工作重心向经济工作的偏移，明显超过前两年，说明中国经济的下行给执政高层造成很大压力。今年中共领导人曾两次赴经济增长出现「断崖式」下跌的东北三省视察，亲身感受到了经济下行的严重程度和由此带来的诸多执政风险。有陪同人员透露，两次东北之行对中共领导人有很大刺激，「稳增长」的份量在这位领导人的执政天秤上也大大加重了。

接近中共高层的人士指出，如果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本届中共高层的一大执政目标，那么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的「稳增长」，就是执政的「底线」，这个底线是无论如何不能被「击穿」的。可以理解中共高层对稳增长的焦虑，因为他们的两届前任，谁都没有在「五年规划」实施的第一年就遭遇经济衰退、下行的巨大压力，谁也没有从前任手里接过一副透支了数十年经济发展动力的「烂摊子」，而这些都恰恰让他们碰上了。如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确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那么就要承认，这个目标的实现绝非仅仅与经济的一定增长速度相联系，还必须与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经济增长结构的合理和优化、经济增长方式的科学和先进以及环境的保护、经济增长成果的公平正义的分配等等相联系，而要和这一切联系起来，不将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结合起来，也是无法真正做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缺少的不是「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而是对全面深化改革迫切性的深入认识和勇闯新路的实际行动。

在执政党内，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共识其实并未真正达成，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遏制了经济增长走出衰退所需要的那些改革举措的实施。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一个重要体制特征，就是从事经济活动的有三个主体，即政府、国企和民企，前二者占有绝对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增长成败都在于这种体制，因为这种体制特征可以在比较低端的经济技术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实现经济从较低起点上的「起飞」跳跃，但它绝非与市场经济相匹配，或者说是市场经济中最差的那种配置——它的产权设置、治理结构、要素配置都是反市场、非市场化的，政府将权力带入交易，国企将垄断置入市场，占有大量资源，完全打乱破坏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机能，将「资源错配」行为放大到极致，造成经济增长的活力丧失、质量和效益低下，从而将经济运行推入衰退下行的轨道。中国经济增长今天跌落到这步田地，上述体制特征「错配资源」造成诸多经济恶果难脱关系。那么天量的债务负担，那么巨大的过剩产能，一在政府名下，一在国企「帐」中，错配资源至此，已将中国经济拖入泥淖。然而，在这里恰恰就有改革的切入口。

对此，决策层本来认识是很清楚的。中共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中作出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的改革设计。按照这个改革设计，近两年多来在政府向市场放权，开放市场，国企改革等重要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和改革，政府主导、国企垄断的旧体制特征有所淡化，其「错配资源」的灾难性作用受到遏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初步兴起，「国进民退」势头减弱，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兴产业开始出现。所有这一切都值得高度肯定，因为它们在扭转中国经济增长颓势上已经和正在显示出健康的积极效应。

8月底，中共高层将最终推出关于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这个人们久久期待却争论不休的方案的出台，是人们可从中观察中国改革及政治、经济、社会大走向的一个窗口，中共高层将会领中国走向何方，由此能见出一些迹象——有高层人士称，这个方案的重要性，不次于中共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决议。

2015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