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袭紫

中共十八大召开迄今，已有两年半的时间，对于五年一轮的政治周期而言，正好是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近段时期以来中国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重构政商关系」，亦即厘清公权力的行使边界。这个逻辑贯穿在过去一系列强力反腐、简政放权，乃至执政集团内部的改革当中。

6月以来，中纪委机关报连续在头版位置刊文，以「纯洁政商关系」、「打破『小圈子』，构建『新生态』」等为题，聚焦新时期的政商关系，具有明确的指向信号。

有媒体的文章论述，政商关系是反映时代风尚的「晴雨表」，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良性的政商关系能够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而在唯利是图的畸形政商关系下，经济社会发展将会面临「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该报另在头条位置刊登文章，炮轰内地官商的「圈子文化」，称「这类圈子，看似『朋友圈』，实为『共腐圈』。」

政商「勾肩搭背」四大类型

习近平曾明确告诫官员，「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据谙熟官场的人士分析，中共最高领导人所指的「勾肩搭背」在内地官商界表现为四大类型：

一为「长期合作型」，一些手握实权的官僚，不会随便吸纳商人进入朋友圈，只有少数「知根知底」的商人，才能有资格与之长期交往和互惠。以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为例，所收赃款近九成来自于与他交情超过二十年的商界「朋友圈」。

二为「家属中介型」，一些表面谨慎的官员并不直接参与权钱交易，而是由身边人进行直接或间接牟利的私下活动。在河北省检察院检察官的一份授课稿中称，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刘铁男及其家人涉嫌贪污受贿的款项，仅存款和各种有价证券就折合人民币24亿元之多。刘为此曾当庭痛哭，「毁了儿子」。

三为「结干亲或『乡党』同盟型」，一些商人与官员结为「亲戚」，又或者身为同乡的官员与商人组成帮会，相互帮衬，共同谋利。此类例子最鲜明的就是在反腐风暴中近乎全军覆没的「西山会」。据称，令计划曾是该秘密组织的牵头人之一，目的就是以家族为核心拓展财富版图，也企图以山西籍为纽带打造「官商同盟」。在「西山会」坐大的五六年间，成员主要由进入或候补进入中委的晋籍官员组成，另有少数获得身份认可的同籍商人。该份名单上已落马的高官包括苏荣、杜善学、申维辰、金道铭、陈川平等人。

四为「私人定制型」，主要是商人揣摩官员喜好进行「感情投资」，彼此形成默契。5月底江苏省通报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情况时特别提到，「隐蔽性较强的长期感情投资型受贿、期权受贿、特定关系人受贿、雅贿等现象增多。」

对于中国政商关系的复杂图景，费正清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写道：「中国商人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独立力量？」其结论是「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这虽然是对古典经济环境的观察和解释，但也道出了今天畸形政商关系的社会基因。在历代统治者们重农抑商的政策下，商人并未能在中国发展成为独立的阶层，而是依附于官府，可以说，在新政权建立之前，中国官商之间从未形成平等的契约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伦理已经大为进化的今天，中国政商关系的正常化、对等化不仅是法治经济的要求，也是政治文明的应有之义。

政商关系不正常的两大因素

当下政商关系「纯化度」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政府权力过大，垄断资源过多。在市场管理方面，表现为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自由裁量权太大，且决策过程不透明。在许多情况下，企业得到资源的多寡，取决于和资源掌控者「关系」的紧密程度。

过去内地长期施行「有管制的市场经济」，商人必须打点各个权力关节，才能降低运营的相对成本。当介入市场的公权力缺乏监督时，「政商合作」与「政商合谋」只有一字之别，却存有巨大的灰色空间。这也令商业阶层陷入一个「囚徒困境」，即学者所谓的，「守规矩的商人若不与官员搞关系、做交易，必然被不守规矩的不良商人打败，最终大家一起陷入『所有人都有罪』的困境。」

二是在「锦标赛体制」的政治生态下，官员的晋升概率与GDP等政绩指标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在内地，省市县乡等同一行政序列上的官员，都处在政治晋升博弈的跑道上，须使个体的绩效名次好于其他竞争者。

为追求经济指标最大化，官员对企业家往往额外倚重，甚至给予一些超经济待遇及政治身份等。这也客观上成为一些不良企业家为恶的「资本」。此外，围绕「晋升」而调动各种资源的活动在官场内部也高度活跃。

从上述分析看，要重塑政商关系，除了简政放权、政府自我革命等常谈议题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在权力结构中加入制衡力量，包括在法治框架下强化外部监督，在干部选拔制度改革方面加强民众的评议制权重等。

唯有改革方有健康政商关系

今年以来，中共高层为建立健康的官商关系提供了明确的参照坐标和行为规范，试图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在厘清边界方面，本届领导层通过建立「权力清单」等制度对各级政府行政权力行使的边界、程序进行规定，并藉搭建多层次的法律框架加强对既定边界的维护。

——在交往规范方面，不断出台明文通则和分类细则，改变过去政商互动规范方面「无章可循、有章不循、事后追究」的问题。比如清理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规范离退休干部在社团的兼职、规范领导亲属经商办企业等，即是设置公开透明的「防火墙」。

——在监督有效方面，执政集团内部也在进行一系列的重要改革，目标是建成科学系统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5月中上旬视察浙江之时，继续布置了下阶段的任务——修改好《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目的是「重在唤醒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组织意识、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面，挺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前沿。」

按照中共决策者的规划，《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也将进入修订阶段。在党内法规体系中，廉洁从政准确的地位仅次于《党章》，党纪律处分条例则相当于党内法规中的《刑法》。这两部党内法规启动大修，意味着从制度层面匡正领导干部的行为。

此外，随着中央大规模简政放权的推进，当前一些地方和基层出现了「接不住、吃不消」的情况。譬如，事权虽然下放了，但相应的财权、人权没有下放，导致管理和服务水平不达标，未能实现推进改革的初衷。

「放权」之后的文章怎么做，实则大有讲究，只有上下衔接顺畅、权责分配一致，才能用公权力的「减法」换来市场经济的「加法」，实现政商力量的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