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萧史

梁振英上任以后提出的「适度有为」政策，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积极不干预」的论述：「在市场可以发挥优势的时候，政府不应干预，只要提供公平竞争的平台。但当市场失效、未能发挥功能，政府一定要有所作为。」未来，港府更可在三方面「适度有为。」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是重要的理念问题。」8月底，特首梁振英发表千字长文，就自由党主席钟国斌对「适度有为」经济政策的批评进行反驳。

究竟是沿用自上世纪70年代而始的「积极不干预」政策，还是坚持特区政府的「适度有为」方针，这是近期香港经济政策的焦点，亦可能影响经济政策的未来走向。由于辩论涉及建制派两大派别，争论所可能引发的风波则更受社会关注。

从「完全不干预」到「积极不干预」

香港自由经济的传统可追溯至上世纪60年代，在此之前，香港一直未确立系统的经济政策，直到「哈耶克主义者」郭伯伟1961年接任财政司。郭伯伟大力推行经济「自由放任政策」，1971年他退休时，香港人均收入比10年前增长50%，政府储备增加近10倍，对外出口以每年40%的幅度增长。自由放任政策因此被称之为香港经济奇迹的「奠基石」。随着香港经济体量增大，经济活动越发复杂，股市欺诈和操纵、住房、交通等等问题频频显现，要求政府加强经济管理的呼声随之而生。接替郭伯伟的夏鼎基提出了「积极不干预」的政策。即「当政府遇到要求作出干预的建议时，不会纯粹因为其性质而惯性认为建议不正确。相反，政府会因应当前和将来可能会出现的形势，权衡轻重，仔细考虑支持和反对采取干预行动的理据，然后才作出积极的决定」。此后，港英政府开始有限度介入经济，土地政策是其中最典型的个例。「积极不干预」并非是对郭伯伟的颠覆，恰恰相反，这一政策基本延续了郭伯伟的「自由放任主义」，政府依然以最低限度介入经济。

然而，从80年代开始，港英政府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香港经济管理。1987年全球股灾，港英政府动用20亿港元救市，随后还颁布了旨在加强对银行业监管的新银行条例；政府同时加强对工业的扶助，包括成立香港设计革新有限公司、香港塑料技术中心，并在将军澳开辟第三工业村等等。80年代及其之后的香港经济已经越发开始重视政府的力量，盖因于「积极不干预」政策本身的问题开始显现：

所谓「积极不干预」，一般是当市场出现不可测因素而影响经济正常发展时，政府方才着手进行干预，实践中往往是在不可测因素发生之后才采取被动响应的补救措施。但当香港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后，如果任由不可测因素发生后再介入经济，香港经济就可能在补救措施生效前就毁于一旦。

另外，随着经济长期不干预地发展，香港的经济结构出现畸形趋势，民生问题凸显，更需要政府出现在市场的前方。

97之后，特区政府基本不再提及「积极不干预」，港府亦曾实施过比较重要的政府干预手段，比如董建华的「八万五建屋计划」与「数码港」计划等，笃信自由经济的曾荫权还曾在97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力主政府入市狙击「大鳄」。

学者：不妨宽容对经济政策的调整

梁振英上任以后提出的「适度有为」政策，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积极不干预」的论述：「在市场可以发挥优势的时候，政府不应干预，只要提供公平竞争的平台。但当市场失效、未能发挥功能，政府一定要有所作为。」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表示，「适度有为」是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的：一是市场并非是万能的。无论是公共服务，还是准公共产品，诸如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要政府引导；二是当经济需要转型或者遇到经济危机时，政府有充足的干预理由，避免经济走向衰退；三是当经济发生结构性问题的时候，比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政府应该对经济进行主动调整。

「需要注意的是，『适度有为』不改变特区的市场经济制度。它只涉及经济结构和市场失效的问题。『适度』的含义也并不是政府全面干预，而是政府在需要作出决定的时候，对经济政策进行一定层面的调整。」郭万达说。

「一项经济政策的实行并不必然是一成不变的。当下，香港面临的国际、周边竞争压力加大，内部在过去几年围绕政改进行的政治博弈也耽搁了不少经济、民生事务的投入。我认为香港社会不妨宽容一下政府对『积极不干预』政策的调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张建说。

港府仍有三方面可为

如果「适度有为」政策能够坚守「解决市场失效问题」的底线，想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但接下来，如何「有为」则涉及政府管治能力的问题──实际上，社会对「适度有为」的批评亦主要集中于对政府若干政策的检讨，尤以「限奶令」以及「双辣招」为先。

提高特区政府管治能力是当务之急。简单说，某一政策是否仅是权宜之计、特区政府有无问题解决的长期规划，如是问题有必要向社会解释。不过，当下特区政府的具体施政手段尽管存在争议，但亦非「适度有为」方针本身的问题。在香港产业空心化、结构单一化问题越发严重的背景下，政府对经济的适度引导有其必要性。

未来，港府更可在三方面「适度有为」：其一是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从世界各地区经验来看，发展创新科技离不开政府支持，例如硅谷的兴起就与美国军方的订单密不可分。对此，政府一方面应加大对创新科技的研发支持，另一方面也应着手对公务员系统内部行政架构进行调整，例如使创科局发挥效力；

其二是进一步调整土地政策。土地问题是香港民生问题的最大难点，在增加楼宇与土地供应、稳定供求、加快工程建设速度方面，政府应有科学及长远规划；

其三是加强与内地的合作。毫无疑问，与中央政府与内地政府沟通，港府责无旁贷。

这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第一，如果政府加大「有为」力度，可能给「量入为出」的理财理念带来影响，这一已延续半个世纪的理念是否有必要调整，值得研究；

第二，必须明确的是，政府施政必然难以令社会所有阶层百分之百满意。但公共政策的出发点永远是考虑社会大多数人利益。对于建制派不同团体来说，不因政策的分歧而发生分裂，这一原则更有强调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