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閔之才

中國外部環境正面臨着幾十年來最嚴峻的局面，中國與多個國家的關係正在惡化，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一些西方國家正在形成「反華同盟」，為此中國今年以來已開展了百餘場「雲」外交。但從長遠看，專家建議，中國要重新恢復外交中的價值體系，做好戰略應對，為中國和平崛起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

今年以來，伴隨着新冠疫情的大流行，中國外部環境空前惡化，中美、中加、中澳、中英、中印關係都處於歷史低點，甚至一個準「反華同盟」正在逐步形成中。為扭轉不利局面，中國開啟了以電話、書信、視頻為主管道的「雲外交」模式，習近平與各國領導人、國際組織開展的「雲」外交就多達百餘次。

這些外交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外部壓力，不過專家提醒，當前中國面臨的一些外部壓力，在後疫情時代仍然可能加劇。中國除繼續加強「雲」外交外，還要做好戰略上應對的準備。

中國外部環境空前困難

可以說，今年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外交最困難的年份之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中美關係出現多層次惡化

當前，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莫過於與美國日益加劇的緊張關係，焦點集中在政治、軍事、經貿、科技、安全、人權、香港、台灣、新疆、南海等諸多領域，可以說在中美關係中所有重要領域，兩國都爆發了激烈衝突，正如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所說的那樣，「中美兩國正面臨着建交以來最嚴峻的挑戰。」

這其中，發起中美貿易戰，關閉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打壓華為和TikToK等中國科技企業，接連派衛生部長、副國務卿訪台，公開將中國南海主張指責為「非法海洋主張」等均為美國罕見的挑釁和極為惡劣的先例。此外，美國國會通過、特朗普總統簽署生效了涉及香港、台灣、新疆等一系列法案，使兩國關係更為緊張。

第二、準「反華聯盟」正在形成

以蓬佩奧7月23日新冷戰鐵幕演講呼籲為標誌，特朗普政府開始呼籲組建「一個新的民主國家聯盟」蓬佩奧連續數月活躍地奔走於歐亞大陸，鼓動所謂「志同道合的國家」聯合起來對付中國。顯然，特朗普已回檔美方自尼克遜和基辛格訪華以來50年的對華政策，在戰略上終止對華「綏靖政策」，美方正構建全球聯盟來對沖中國影響。

除「五眼聯盟」之外，美國最近還與日本、印度和澳洲三國外長在東京開會討論印太局勢和中國威脅。外界認為，這是特朗普政府試圖建立以這四個國家為基礎的「亞洲北約」聯盟來對抗中國。此外，美國提出加強版七國聯盟，欲借G7擴大會議拉俄羅斯加入西方陣營來對抗中國，企圖分化中俄關係，但遭到俄羅斯拒絕。

儘管美國拉攏的各國各懷心思，未必能最終建立對華統一陣線，但必須警惕一個「準反華聯盟」正在形成中。特別是今年中國與多個國家關係惡化，而這些國家正是美國極力拉攏的對象。

今年，中國與加拿大因孟晚舟事件關係緊張，與澳洲的關係最近一段時間也因澳企圖發起對華新冠疫情的調查而每況愈下，同英國的關係則因香港問題而終結了兩國關係的「黃金時代」，同亞洲鄰國和大國印度的關係則因邊界糾紛也開始惡化。

可以說，中國同美洲、歐洲、澳洲、亞洲等多國關係，有的從過去相對穩定，開始變得緊張和惡化，有的甚至從某個方面，擴大到雙邊關係的各個方面。這對中國而言，是必須盡快扭轉的被動局面。

第三、「對華脫鈎」暗潮洶湧

鼓吹與中國脫鈎聲量最響的無疑是美國政府。「脫鈎」已經成為美國本屆政府使用頻率極高的一個政治詞彙。美國對華競爭戰略目前表現為一系列相互呼應、步步緊逼的政策和做法，包括經濟科技脫鈎、地緣政治和軍事威懾、意識形態妖魔化，以極限施壓方式迫使中國低頭，試圖在「軍事、經濟、政治、全球治理」這四個關鍵領域形成對中國「可持續的威懾」。

除美國外，其他一些國家也亦步亦趨，企圖與中國脫鈎，日本政府今年上半年公布的經濟刺激措施中有220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43億元）用於資助日本企業將生產線轉移回日本本土，235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5億元）用於資助日本公司將生產轉移到其他國家以實現生產基地多元化。此舉被認為是針對中國的產業鏈脫鈎之舉。

今年中印爆發邊境衝突後，印度頻頻在貿易、投資、市場准入等方面推行一系列保護主義政策，企圖在經濟上「去中國化」，強行和中國經濟「脫鈎」。此外，印度還宣布取消與中企合作的兩個火力發電廠項目，叫停來自中國的投資項目，對中國產品採取「消極」清關策略。

加拿大、澳洲因與中國關係緊張，也出現與華脫鈎的論調。在澳洲，多名後座議員發表「煽動性」言論，主張對中國強硬，甚至呼籲中澳「經濟脫鈎」；而在加拿大，有調查顯示82%的受訪者表示，加拿大應該減少對中國貿易的依賴，38%的受訪者甚至認為，加拿大應該徹底切斷與中國的經濟聯繫。

這些「脫鈎」動向雖然尚難成主流，但不得不引起中國高度重視。

「雲」外交破困局

為破解當前外部不利的局面，過去幾個月，雖然「面對面」的國際交往因疫情影響按下了「暫停鍵」，但中國外交逆勢前行，開啟了以電話、書信、視頻為主管道的「雲外交」模式。

據統計，截至10月13日，習近平主席已開展百餘場「雲外交」，創下了歷史記錄。其中「電話外交」已達102次，涵蓋五大洲數十個國家和多個國際組織。電話的另一端，既有韓國、老撾等這樣的亞洲周邊國家，又有非洲的埃塞俄比亞、南非等，既有歐洲的法國、德國、英國、西班牙、葡萄牙、波蘭等，也有北美洲的美國，以及拉丁美洲的古巴、智利、巴西、委內瑞拉等。

除電話外，他還發出20多封賀信、致信、回信。在「視訊會議」方面，比較重要的有以下8場：出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出席73屆世界衛生大會視訊會議開幕式並致辭，主持中非團結抗疫特別峰會並發表主旨講話，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第五屆理事會年會視訊會議開幕式上致辭，出席聯合國成立75周年系列高級別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在聯合國大會紀念北京世界婦女大會25周年高級別會議上發表講話，在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峰會上的講話，在北京同歐盟輪值主席國德國總理默克爾、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共同舉行中德歐領導人視頻會晤等。

其一，戰疫「雲」外交是重點

新冠疫情爆發以來，西方一些政客及輿論，選擇將中國作為其「甩鍋」的首要對象，掀起一陣試圖將新冠疫情政治化、把病毒標籤化、對中國「污名化」的妖風。對此，中國展開了戰疫「雲」外交，回擊抹黑論調，闡釋中國立場。

在通電話和視頻中，領導人談及的最高頻的詞是「疫情」。梳理發現，今年1月至5月15日，「疫情」二字一共在電話外交中出現了463次。此外，「合作」「支持」「防控」都是通電話的高頻詞，分別出現了261、168、135次。其中習近平主席同外國領導人通過電話溝通疫情最早的是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默克爾，通電話次數最多的是俄羅斯總統普京和法國總統馬克龍。

習近平還出席了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73屆世界衛生大會視訊會議開幕式並致辭、中非團結抗疫特別峰會等三場專門圍繞抗疫的國際性盛會。在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全球公共衛生突發事件中，「公開、透明、負責任」地與各國交流共享信息，是習近平主席一直強調的中國態度。

中國領導人通過密集「雲」外交，逐步扭轉被動局面，為中國抗疫和經濟社會逐步重啟，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其二、 織密全球夥伴關係網，破解「反華聯盟」

今年以美國還發起對中國的疫情輿論指責、經濟圍堵和安全壓制，特朗普政府甚至公開宣稱要組建全球「反華聯盟」，蓬佩奧更是為拼湊「反華聯盟」在全世界奔走遊說。

面對風險，中國政府沉着應對逆勢前行，通過線上線下兩種外交模式織密全球夥伴關係網，瓦解美國政府組建「反華聯盟」的企圖。

一是與世界五大洲各個國家加強溝通，進行切實合作。例如舉辦中非團結抗疫特別峰會，而且中國對非洲的援助和支持是實實在在的。正如外交部部長助理陳曉東所言，「這次峰會上有的領導人指出，某些國家只說不做，中國真心為非洲着想，真誠幫助非洲，為非洲疫情防控作出重要貢獻，引領全球抗疫合作」。這也是非洲國家領導人切身的體會。

當疫情在世界其他國家大流行時，中國的抗疫物資送達到了亞洲周邊、歐洲、非洲、北美和拉丁美洲，為世界範圍內的全球抗疫阻擊戰發揮了重要作用。迄今為止中國已經向將近150個國家和4個國際組織提供了緊急援助；為170多個國家舉辦了衛生專家專題視訊會議；向24個有緊急需求的國家派遣了26支醫療專家組。開足馬力為全球生產緊缺的醫療物資和設備，僅口罩和防護服這兩項就分別向世界出口了568億隻和2.5億件。

二是積極拓展周邊合作。啟動了「東盟+中日韓」區域合作機制。相繼舉行了「10+1」東盟和中國外長視訊會議和新冠肺炎疫情專家視頻研討會、中日韓三國共同應對新冠疫情外長視訊會議、「東盟+中日韓」財政和央行特別副手會議。還舉行了「10+3」領導人視訊會議，並超常規發表了《東盟與中日韓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領導人特別會議聯合聲明》，不僅規定了東亞國家間有效防控疫情合作的路徑，更設定了未來區域經濟機制化合作的方向。

三是積極應對經濟「脫鈎論」。在疫情期間，中國積極參加全球性多邊外交活動，如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特別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呼籲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以便防止世界經濟陷入衰退。而在不久前召開的世界衛生組織大會上，習近平主席直面全球抗疫的一系列緊迫和長遠問題，從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高度，提出加強國際合作的多項積極建議，宣布中國將提供相應幫助的重要舉措，為國際社會團結合作戰勝疫情和恢復經濟發展作出了直接貢獻。

四是堅決抵制和瓦解「反華聯盟」。例如針對美國試圖分化中歐關係，中國也相應地採取了外交行動。蓬佩奧兩次訪問歐洲，中國也接連派出王毅和楊潔篪訪問歐洲，針鋒相對的意味濃厚。習近平主席也通過視頻的方式與歐盟輪值主席國德國總理默克爾、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共同舉行中德歐領導人會晤。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吳心伯指出，中國在這樣的背景下對美國盟友展開密集電話外交，目的是要闡明中方在中美問題上的立場，駁斥美國對中國的攻擊並澄清事實。他觀察到王毅在與日本和歐洲多國外長溝通時，也在積極推進與這些國家的雙邊關係，這也是為了對美國形成牽制。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成曉河受訪時說，中國應主動採取措施阻止和瓦解反華同盟，「雖然打一個電話不一定能說服對方，但必須做出嘗試」。

着眼後疫情時代的戰略應對

面對當前的外部挑戰，特別是後疫情時代仍然可能加劇的問題，例如美國等西方國家可能繼續在疫情追責、香港、台灣、新疆、西藏、人權等問題上對中國攻擊抹黑，詆毀中國的社會制度、發展道路以及同其他國家的互利合作，中國除繼續加強「雲」外交外，還要做好戰略上應對的準備。

外界有一種批評認為，當前中國的很多困境是中國外交自己造成的，特別是一段時間以來所謂的「戰狼外交」激起了西方國家的反彈。但這種論斷在許多專家看來未必公允，中國當前的困境主要是「崛起困境」，一個社會制度與西方迥異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大國的崛起，必然會引起美國等守成大國的警惕甚而打壓，這是歷史規律。

然而，中國外交確有值得反思之處，應對後疫情時代的挑戰，專家建議中國必須重新建立起外交價值體系，做好戰略應對，為中國和平崛起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

哥倫比亞大學中國項目聯席主任孫哲幾年前就提出，中國應該要做善意大國。他認為人類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責任共同體，開創性的外交理念和寬容的心態等，這些外交理論中國提了很多，但是中國需要對自己所提出的新的外交理念及其實踐的情況進行反思。第一，怎麼落實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責任共同體，中國的責任應該更明確一些。第二，管控危機的問題。中國外交不能採用不服我就打你這種姿態，要多邊對話。第三，中國經濟發展後還沒有做到精神上真正的崛起，不僅要做一個大國、強國，還要做一個善意的大國。

國防大學國家安全學院教授孟祥青也曾建言，中國化解外交困境要走中庸之道。他認為，中國外交的困境表現在理念和政策。如何化解，還要回到我們五千年文化中去，就是中庸之道，在困境中不能過激也不能保守。中國外交要處理好四個基本關係。一是理念與政策，新中國成立以來，提出了很多理念，這些理念符合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符合中國外交大環境、符合世界發展潮流，也符合大國發展的教訓。二是主權與發展。主權和發展這兩方面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了。建成民主的繁榮的現代化國家這個目標不能動搖。在處理主權問題上，當年鄧小平擱置爭議是對的，這個沒有過時。第三方面，和平與安全。這兩者有矛盾，為了安全肯定會有衝突，怎麼辦，就要管控危機，防止戰爭爆發。第四方面內政與外交，中國正處於初級階段，應追求初級階段的外交。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是中庸之道，沒有必要去爭論要不要放棄，主要是界定哪個需要作為，作為什麼。

外交學院副院長王帆建議，中國外交要採用更適當的現實主義。他指出，什麼是恰當的戰略，講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取決於實力和手段的運用，但恰恰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對這兩者的判斷會出現一些問題。比如，實力，我們對我們的實力究竟怎麼看，爭議很大，我們的手段達到了怎樣的程度也是問題。大家的理念都很好，但是落實到政策上怎麼樣，能不能實現又是另一回事。美國是理想主義的理念，做起來卻是現實主義，我們也是現實主義，但這個現實主義如何做得更恰當、更合適，能夠讓周邊國家接受，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從現在起到2049年還有三十年，未來三十年既是過去改革開放40年的繼續，也是建國71年發展道路的邏輯延續，更是跟中共建黨百年的發展一脈相承。專家認為，撫今追昔，展望未來，前進的道路雖然面臨嚴峻挑戰，但也充滿歷史機遇。中國如果不犯包括外交戰略在內的戰略性錯誤，第二個百年目標的實現是可預期的。